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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景德镇市人民政府


第16号




《景德镇市殡葬管理实施办法》已经1999年12月18日市政府第2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


代市长：陈安众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景德镇市殡葬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殡葬管理，推进殡葬改革，保护土地资源和环境，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和江西省《殡葬管理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殡葬管理的方针是：积极地、有步骤地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革除丧葬陋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殡葬工作的领导，建立殡葬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加大殡葬执法力度，大力推行殡葬改革。各部门、各单位要把殡葬改革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并作为创建文明城市的重要内容。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殡葬工作。各级公安、工商行政管理、土地管理、建设、物价、卫生、林业、交通、市容环境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民政部门做好殡葬管理工作。文化、新闻报刊和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配合民政部门做好殡葬改革、移风易俗的宣传教育工作。

　　第五条 对积极推行殡葬改革，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遗体处理和丧事活动管理

　　第六条 本市行政区内火葬区和土葬改革区的划定，由市人民政府提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火葬区内的人员死亡后应当全部实行火葬；土葬改革区的人员死亡后允许土葬，生前遗嘱火化或者丧主要求火化的，应当予以支持，他人不得干涉。

　　第七条 正常死亡人员的遗体火化必须凭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医疗机构或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非正常死亡的（包括事故死亡、案件死亡、无名尸体等）须有公安机关出具的法医验尸证明。

　　第八条 尸体移至殡仪馆，保存期限一般不超过7天。丧主或者有关单位要求延长保存期的，应当经殡仪馆同意，但最长不得超过15天，所需费用由托办单位或丧主负担。
因办案需要延期保存遗体的，公安司法机关或者有关单位应当在期满前办理延期手续，延期不得超过30天；因特殊情况仍需延长保存期的，应当由地、市以上的公安司法机关或者有关部门出具证明并办理手续；未办理延长手续的，殡葬服务单位可以将遗体火化，所需费用由申请单位负担。
凡烈性传染病死亡和腐烂尸体,应立即火化,不得停放。

　　第九条 医院、卫生院应加强对太平间的管理，凡在火化区内医院就医死亡的，医院应及时通知殡仪馆接运，禁止丧主自行转运。

　　第十条 尊重少数民族丧葬习俗，对自愿实行丧葬改革的应予支持，他人不得干涉。华侨回国安葬、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回内地安葬办法，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享受丧葬费、抚恤金待遇、应当实行火化的死亡人员，有关单位及社会保险部门，必须凭火化证明，按本省有关规定向其亲属发放丧葬费，并认真进行检查和监督。
违反前款规定擅自发放丧葬费的，追究有关人员及单位负责人的行政责任。

　　第十二条 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和交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污染环境、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和从事封建迷信活动。
严禁占用城镇街道和公共场所停放遗体、搭设灵棚和沿街燃放爆竹、抛撒纸钱。

　　第十三条 制造、销售殡葬用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经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审核后，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禁止制造、销售封建迷信丧葬用品和在火葬区内制造、销售棺木和其他土葬用品。

　　第十四条 殡仪服务人员应当遵守操作规程和职业道德，实行文明服务，不得刁难丧主或向丧主索取财物。
　　
　　第三章 墓地管理

　　第十五条 设置墓地应当利用荒山瘠地，不得占用耕地和林地。建设公墓，应当服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和地、市民政部门审核同意，并报省民政部门审批。经营性公墓由殡葬管理单位建设和管理。农村为村民设置公益性墓地，应当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并报县（市、区）民政部门审批，公益性墓地只能为本乡（镇）村民提供服务，不得对外经营。任何集体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外出售墓地墓穴。兴建殡葬设施应依法办理用地审批手续，按基本建设程序办理有关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兴建殡葬设施。
第十六条 禁止在下列地区建造坟墓：
　　（一）耕地、林地；
　　（二）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区；
　　（三）水库、河流、湖泊、堤坝保护区和水源保护区；
　　（四）铁路、公路主干线两侧的建筑控制区；
　　（五）居民住宅区。
　　前款规定区域内现有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墓地外，由当地人民政府限期迁移或者深埋，不留坟头。

　　第十七条 严格限制公墓墓穴占地面积。安葬骨灰的单人墓或者双人合葬墓占地面积不得超过1平方米。公墓区内严禁建家族墓、宗族墓。

　　第十八条 在经营性公墓区内安放的骨灰墓，管理期限为20年，丧主应按规定一次性交付墓基占地费、建墓工程费、管理维护费；期满仍需保留坟墓的，必须在期满前三个月内,重新申请办理手续,并按延长年限交纳墓基占地费和管理维护费。未重新办理手续的，公墓管理单位应通知丧主在六个月内办理，逾期仍未办理的作无主坟处理。

　　第十九条 经营性公墓管理单位应当对所属公墓区内的坟墓进行登记、编号、造册，建立档案，加强管理。

　　第二十条 公墓区内应保持整洁、肃穆，搞好绿化、美化环境，提倡文明祭扫，严禁在扫墓时搞封建迷信活动。

　　第四章 罚 则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将应当火葬的遗体土葬，或者将骨灰装入棺材安葬，或者在公墓和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外建造坟墓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所需费用由丧主负担。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政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及物品，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一）制造、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殡葬设备的；
　　（二）生产、销售纸扎祭祀品和纸钱、冥币等迷信丧葬用品的。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批准建造公墓或者设置公益性墓地的，由民政部门会同建设、土地管理部门予以取缔，责令恢复原状，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生前预先建造坟墓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拆除。拒不拆除的，可以强制拆除，拆除费用由墓主承担。（公墓合葬墓一方已死亡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转让、买卖或者以其它方式提供墓地、墓穴的，由民政部门会同土地、工商管理部门责令立即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对为土葬提供服务的机动车、船驾驶员分别由其所在单位对其进行行政处分。单位不处理的或其交通工具经单位领导批准使用的，追究其领导的责任。

　　第二十六条 办理丧事活动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由民政部门予以制止；构成违反市容环境卫生和交通管理行为的，由市容环境、公安部门依法处理；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部门依法给予治安处罚。

　　第二十七条 殡葬管理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玩忽职守的，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殡葬服务人员违反操作规程，造成重大事故或不良影响的，由民政部门追究殡葬管理处（所）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殡葬服务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索要、收受财物的，应当退赔，并由民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九条 对煽动闹事、破坏、干扰殡葬管理工作、侮辱殴打殡葬管理督查人员、阻碍执行公务的，由有关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罚或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原颁发的《景德镇市殡葬管理试行办法》同时废止。



　　危险犯传统上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所谓的具体危险是在外在现实世界中可以被观察到的一种事实状态，在此状态中有对象陷在其危险效力范围内，而与实害发生有密接可能性。换言之，具体危险概念的重点在于，必须是个案内的行为确实已制造出一个法益客体陷于险境，情况危急的状况，所以说，在个案中究竟有没有具体危险状态出现乃犯罪成立与否的前提，法官应依据一般因果性法则即一般生活经验来检验某个个案中的事实状态，采事后判断的方式，审查事实上对于条文欲保护的法益客体是否存在着实害发生的密切可能性。这也是我国的刑法文献所强调的，具体危险犯必须产生一个具体的危险结果，而法官在个案中必须一一去认定是否己有危险结果发生。抽象危险犯系指，依据一般日常生活之重复经验得到的惯例知识，呈现出某一类型的行为方式对于法益的侵害有“危险性”或者说“风险性”。抽象危险犯就是立法者经过一定数量的事例观察，将经验上具有“损害危险性”的行为抽离出特征，以之作为条文的构成要件要素。抽象危险犯的重点在于“法益受侵害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即使完成了构成要件所描绘出来的特定行为方式，对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而言，其侵害的发生仍不确定且不明显。而这样的“损害发生的不确定性”之所以会引起刑法的重视，是因为该行为对法益侵害具有独特的危险性。正如骆克信教授指出，“抽象危险犯是一个行为的独特的危险性，被当作刑罚制裁的原因，行为的可罚性，与实际上是否出现危险状态无关。” 对于这一分类有无实质意义理论上有肯定说也有否定说，持否定论的学者如许玉秀教授，她从其它角度指出“看不出来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在举证法则上可能受到什么差别待遇”，又谓“其实从所谓抽象具体危险犯这种概念的提出，可以看出没有办法将危险毫无困难的区分为抽象或具体，而事实上这种区分也没有实益”。 史卫忠博士也认为“抽象危险犯为多余之物，又给司法擅断提供了可乘之机。” 德国学者，认为抽象危险犯在概念上与举动犯是一样，抽象危险犯的概念应当予以放弃。　

　　我个人认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之间的界线虽然不明显但是从立法上来看的确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危险行为模式，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虽然同属于危险犯的范畴,但二者无论是从特征上,还是对“危险”含义以及存在形态上均有所不同。首先,在具体危险犯中,危险是理所应当的犯罪成立要件;而抽象危险犯的规范特征是,危险不是该犯罪构成的要件,而是该行为可罚的实质违法的根据。因此,抽象危险犯的成立并不要求行为对法益侵害的危险具体地达到现实化的程度体危险犯中的危险,其次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在司法上以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可能性;而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在司法上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可能性。最后,具体危险犯,在个案上已经引起刑法所保护客体的危险,故具体危险犯是广义的结果犯,此为欧陆刑法理论通说所共认。而抽象危险犯,是单纯处罚行为人的行为,因为他的行为具有典型的危险性,故有人认为是行为犯之一种。因此,二种犯罪类型的理论基础是完全不同的,应该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及处罚的基础。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放火罪和醉酒驾驶，放火是危险犯，醉酒驾驶也是在刑法中讨论很热烈的能不能入罪的一个危险行为，一但入罪只能是危险犯，但是二者的危险存在着不可掩饰的不同，放火的危险是很现实的危险，因为放火行为我们可以预测到大约有多少财产将受到损失而醉酒驾驶就不同了，虽然是醉酒驾驶，不一定就会发生危害后果，甚至即使会发生危害后果，在没有发生以前我们也很难预料到危害后果有多严重，总之，其危险性具有不可估量性，只能是说这一行为是危险行为，可能或很可能会给公共的财产、人身造成损害后果。因此，具体的危险犯和抽象的危险犯分类还是有其必要性的。

　　很多学者对具体危险犯问题的判断、认识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抽象危险犯的一些问题还是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抽象危险犯虽然是近来刑法理论的大热门,但相比于长久以来对实害犯及具体危险犯的研究,抽象危险犯的研究显得微不足道。尤其,在面临风险社会冲击的变革时代,刑法常常面临诸如环境、食品、医疗、金融、交通或者是生物科技等领域突发灾害的反复冲击,但是基本理论面欠缺,常常反而是造成刑法对此鞭长莫及或是不相凿枘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这里对抽象危险犯问题进行更加详细的论述，试图从抽象危险犯处罚的依据和正当性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更深入的认识。

　　关于抽象危险犯处罚的基础及其正当性的讨论，其文章虽已为数不少，但由于抽象危险犯以“拟制的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可罚性依据,而传统刑法责任主义认为,刑罚适用的前提是一个行为对特定的法益有危险或造成侵害。抽象危险犯似乎没有法益侵害与法益危险,因此依照传统刑法,处罚抽象危险行为与责任主义刑法的原则不兼容.因此对于抽象危险犯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实践中立法、司法的可行性，是一个重要而有研究价值的问题。

　　在欧陆法系中,危险犯的立法向来被认为是一种处罚早期化的情形之一。在具体危险犯的场合,刑法之防卫线向前移置,在侵害结果出现前即给予处罚,是考虑该行为对法益侵害之危险性相当高,如不予以处罚,恐将造成更大损害,因而在实害尚未发生前即给予截堵处罚,并进而维护社会秩序及国家安全,人民之生命及财产等法益将因而受到更周全的保障。而在抽象危险犯的场合,甚至在真正的危险状态尚未切实存在的情况下,刑法即以正犯之既遂而追究行为人的责任,提前对其施以刑事处罚措施。因而,较之具体危险犯而言,在抽象危险犯的立法设置中,刑法的触角又继续向前延伸,其保护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因而抽象危险犯更应当被视为处罚早期化思想的典型体现。

　　抽象危险犯的社会基础是基于风险社会风险控制理论的提出，这一理论最早是由德国学者贝克首先系统全面的提出的，在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之后,迅速引起西方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各国学者纷纷在贝克的理论基础之上对风险社会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研究。

　　抽象危险性理论是德国的通说,建立在抽象危险的拟制性基础之上。如雅科布斯认为,抽象危险犯的刑罚理由是因为特定的行为方式或带有特定结果的行为含有超离个案的一般危险性。 耶赛克认为,抽象危险犯是具体危险犯的前阶,其处罚理由从其行为对于特定法益的一般危险性即已表现出来。危险结果的发生,并不属于构成要件,因为有关的行为足以典型的惹起危险。基于抽象危险犯的性质和处罚理由,很多学者对之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最典型的就是抽象危险犯遭到了责任主义原则的强有力的质疑。如德国学者考夫曼指出,罪责原则的意义在于,必须要有对具体个别的法益的侵害或危险的具体故意或过失方能认为有责任。而抽象危险犯的危险为拟制的危险,并非为具体个别的法益的危险或者说拒绝对具体个别法益的危险进行判断,更缺乏对该法益危险的具体故意或过失。所以很难说符合责任主义或罪责原则。 除此之外在结果无价值的立场来看,抽象危险犯也受到了激烈的批评。日本刑法界有结果无价值论者认为,以危险拟制为基础的抽象危险犯欠缺与保护法益具体相关联的行为,对这种欠缺“行为”的处罚其处罚根据是不合理的,也是不正义的。虽然有这些质疑，但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以及人们利益保护的需要，抽象危险犯还是具有其不可磨灭的生命力。其存在符合刑法的预防功能也是风险社会的复杂性条件下自我决定能力的有限性也有待于国家通过对某些行为抽象危险犯类型化以充分履行国家保护人民的职责。对此我国台湾学者王皇玉博士指出,首先,抽象危险犯的构成要件设置是一种对于法益的提前而周延的保护,也可以说是对法益保护的前置化措施。如果刑法的犯罪处罚结构坚守在实害犯与具体危险犯的范围内,对于刑法的保护而言,无疑呈现出不力与迟延之态。其次,对于抽象危险犯的处罚,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对法益实现条件的确保。因为法益保护并非对于孤立或静止状态的个人利益加以保护,还应该进而考虑到保护人们得以理性支配与运用这些个人利益的机会、条件与制度。没有实现机会与条件的利益只是虚假的利益,同样,没有制度性保障的利益也不可能持久而真实的存在。但是,对于那些作为法益得以实现与发展的机会、条件与制度,不能认为其理所当然地存在,而应该通过一些前瞻性的法律措施,使其能够得到保护和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