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行2006年版印花税票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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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行2006年版印花税票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行2006年版印花税票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6〕89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2006年版印花税票已印制完成并开始发送各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06年版印花税票一套9枚，图案采用环保题材漫画，面值（图名）分别是：1角（使用可替代能源）、2角（选用无磷洗涤用品）、5角（选择公交出行）、1元（选购小排量汽车）、2元（垃圾分类投放）、5元（回收电池、家电）、10元（执行室温调节最低标准）、50元（一水多用）、100元（减少使用塑料袋）。9枚票规格均为40×30㎜，图案上印有“CHINA中国印花税票”，左下角印有“2006”字样，右下角按票面金额从小到大的顺序印制有“9—X”序号。
新版印花税票采用以下防伪措施：一是全部采用防伪纤维纸印制；二是采用缩微文字；三是采用无色荧光税务标志；四是两条边的正中采用梅花异形齿孔。
二、2006年版印花税票印制有附联，规格为25×30㎜，图案为百合花，每枚票的文字分别是：2005年银行业纳税第一名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角票）、2005年银行业纳税第二名国家开发银行（2角票）、2005年银行业纳税第三名中国农业银行（5角票）、2005年银行业纳税第四名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元票）、2005年银行业纳税第五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元票）、2005年银行业纳税第六名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5元票）、2005年银行业纳税第七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10元票）、2005年银行业纳税第八名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50元票）、2005年银行业纳税第九名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00元票）。
纳税人购买印花税票时，税务机关应将印花税票和附联一并给纳税人；纳税人贴花时，可以将附联与印花税票一并粘贴，也可以不粘贴附联。
三、2006年印花税票每版20枚、每包100版，每箱5包。各地收到2006年版印花税票后即可启用。
国家税务总局
二○○六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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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2010年颁行的两部刑事证据规定，对“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作了明确区分，并针对“瑕疵证据”和部分“非法证据”确立了可补正的排除规则。所谓“瑕疵证据”，大都是侦查人员在制作相关证据笔录时存在技术性缺陷的证据。无论是从侵害的法益、违反法律程序的严重程度来看，还是从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来看，“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都具有显著的区别，这也构成了对此类证据予以补正的主要理由。司法解释确立了“瑕疵证据”的范围、补正程序、补正的标准以及补正不能的法律后果。但是，无论是对“瑕疵证据”的界定，还是对此类证据的补正，司法官员都可能存在误读和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因此，对于这一规则的运用，应保持审慎的态度。
引 言
201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其他三个部门颁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两个证据规定”，分别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两个证据规定对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其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确立了三种证据排除规则：一是主要针对非法言词证据的“强制性排除”规则；二是适用于非法物证、书证的“自由裁量的排除”规则；三是主要涉及瑕疵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的“可补正的排除”规则。[1]对于前两种排除规则的性质及相互间的关系，法学界在认识上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而主要是对这些排除规则的实施效果表示出了忧虑。但对于“可补正的排除”规则，很多研究者对其正当性提出了质疑。有些人士甚至担心这会导致证据排除规则受到消解、办案人员为补正瑕疵而弄虚作假。[2]尤其是对非法所得的物证、书证的证据能力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本来已经确立了“自由裁量权的排除”规则，却又给予办案人员进行补正或合理解释的机会，对这种可补正的排除规则的滥用，有学者也提出了批评。[3]
对于可补正的排除规则，法学界提出的一些担忧甚或质疑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施一直面临着诸多方面的障碍。如今，仅仅依靠法律位阶并不高的两部司法解释，就要解决这一证据规则的有效实施问题，确实是不容乐观的。[4]况且，从两个证据规定施行以来的情况看，法院真正严格按照司法解释的要求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至今仍属凤毛麟角。[5]至于可补正的排除规则，人们也有理由将其视为两个证据规定的起草者所作的重大妥协，最终可能变成“经过补正后的不排除规则”。
在笔者看来，两个证据规定对可补正的排除规则的确立，意味着一种新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出现在中国刑事法律之中。在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中，刑事法庭对于控辩双方有关证据合法性问题的争议，一般都是作出排除或者不排除的裁决。非法证据一经法院排除于法庭之外，公诉方即不得再援引它作为起诉的证据，法院也不得将其作为定罪的依据。而法院一旦作出不予排除的裁决，该证据在英美法庭上就具有了可采性，在大陆法国家的法庭上则具有了证据能力。可以看出，这里存在着一种“非此即彼”的裁判思维，刑事法庭对于非法证据的裁判没有第三种裁判思路。[6]
透过这种可补正的排除规则的表象，一系列新的证据理论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亟待研究者作出解释和分析。例如，究竟什么是“瑕疵证据”?它们与“非法证据”具有怎样的区别和界限?为什么要对“瑕疵证据”和“非法证据”确立不同的程序后果?又如，既然司法解释已经确立了“相对的排除规则”，为什么还要确立一种“可补正的排除规则”?后者是不是前者的一种派生规则?再如，对于“瑕疵证据”，法院既然可以给予办案人员补正的机会，那么，这类证据得到补正、瑕疵得到治愈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法院假如确认某一瑕疵证据“得到补正”，其理由究竟是什么?
本文拟对可补正的排除规则展开一种规范性实证分析，以两个证据规定作为分析的样本，对这一排除规则所涉及的上述问题作出一定的理论解释。
一、“瑕疵证据”的分布和类型
（一）对“瑕疵证据”的分析
迄今为止，中国主流证据法学理论将侦查人员违法获得的所有证据都视为“非法证据”，而不承认“瑕疵证据”的存在，对此展开的理论研究就更谈不上了。而一些司法实务界人士倾向于将侦查人员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都视为“程序瑕疵”，由此所获得的证据也被称为“瑕疵证据”。不过，这里所说的“瑕疵证据”实际就是“非法证据”的另一种称谓。[7]
两个刑事证据规定既没有采纳证据法学界的主流观点，也没有接受部分实务界人士的看法，而是将“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作了区分，并对“瑕疵证据”作出了明确的列举。根据这两部刑事证据规定，法院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分别采取“强制性的排除”规则和“自由裁量的排除”规则；而对于大量的“瑕疵证据”，则采取“可补正的排除”规则。由此，“瑕疵证据”就具有“可以补正”或者“经治愈后可以采纳”的性质。当然，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所确立的原则，对于非法实物证据，法院在适用自由裁量的排除规则的同时，也给予办案人员进行补正的机会。结果，“非法所得的实物证据”也具有了“可以补正”的特征。
那么，究竟什么是“瑕疵证据”呢?“瑕疵证据”究竟有哪些基本属性?对于此问题，笔者不想沿袭过去的研究思路，即从纯粹思辨的角度为“瑕疵证据”下一个定义。因为这种带有“演绎推理”式的研究思路，要么过多地受到大陆法国家民事行为理论的影响，要么直接从行政行为的瑕疵与治愈的理论中获取灵感，而对于中国刑事证据法中的“瑕疵证据”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力。至于大陆法国家的刑事诉讼行为无效理论及其制度，尽管存在着“可补正的无效”等方面的制度，但与中国司法解释中的“可补正的排除规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8]其实，要对“瑕疵证据”的性质作出准确的解释，需要对两个证据规定所列举的“瑕疵证据”进行全面的观察和类型化的分析，然后再进行理论上的提炼和总结。这种“先归纳后演绎”的研究思路，更有助于揭示“瑕疵证据”的分布规律和属性。
所谓“瑕疵证据”及其补正规则，主要被确立在《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之中。根据这一证据规定，法院在对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勘验检查笔录、辨认笔录的审查判断过程中，对于那些在收集过程中存在轻微违反法律程序情形的，可以将其视为“瑕疵证据”，并适用可补正的排除规则。
通过对“瑕疵证据”的分布和具体情形的考察，可以对其作出基本的分类。总体上看，“瑕疵证据”大都是侦查人员在制作相关证据笔录时存在技术性缺陷的证据，如笔录记录有错误、笔录遗漏了重要的内容、笔录缺乏相关人员的签名等。当然，对于那些在收集证据过程中存在程序步骤、方式、时间、地点等方面违规的情况，《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也将其列入“程序瑕疵”之列。以下依次对这些“瑕疵证据”作出简要的分析。
（二）“瑕疵证据”的类型
1.证据笔录存在记录上的错误。侦查人员提供的证据笔录存在着记录上的错误，这是刑事诉讼中经常发生的情况。比如，证人询问笔录反映出在同一时间段内“同一询问人员询问不同证人”，这显示出询问笔录记载的时间不合情理，违背基本的经验法则。又如，被告人讯问笔录“填写的讯问时间、讯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等有误或者存在矛盾”。这尽管对讯问笔录的内容没有直接的影响，却存在着讯问过程方面的记录错误。证据笔录在记录上存在的错误，显示出侦查人员所提供的证据笔录存在着形式上的缺陷。至于侦查人员是否实施了违法侦查行为，从证据笔录本身并无法得到验证。
2.证据笔录遗漏了重要内容。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由于疏忽大意或者对证据规则的轻视，经常发生没有完整地记载侦查过程的情形。这种形式上的程序违规尽管不一定意味着侦查人员违反了法律程序，却属于不容忽视的证据瑕疵。例如，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没有载明物品的特征、数量、质量、名称，物证、书证的复制品没有记载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的说明，等等。这种记载上的疏忽，使得法院无法判断物证、书证的真实来源，也无从查明物证、书证收集、提取过程的完整性，以致于无法对这两类证据的“保管链条”作出完整的证明。又如，侦查人员在询问证人过程中没有填写“询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姓名”或者“询问的起止时间、地点”，询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证人应当如实提供证言”等内容。这种记录上的缺失尽管属于形式上的程序违法，但也会令人怀疑询问过程的规范性。再如，侦查人员对被告人的首次讯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被讯问人诉讼权利内容”。尽管这不一定说明侦查人员没有进行这种权利告知，而是存在着记录上的疏漏，但是，这毕竟属于侦查程序上的明显漏洞，有待侦查人员给出合理的解释或者说明。再如，在组织辨认过程中，侦查人员没有对辨认过程和结果制作辨认笔录，或者辨认笔录“过于简单，只有结果没有过程”，或者“案卷中只有辨认笔录，没有被辨认对象的照片、录像等资料”。这些在辨认笔录记载上存在的缺陷，不一定说明侦查人员的辨认存在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的情况，却足以令人质疑辨认程序的规范性，并对辨认结果的正确性产生合理的怀疑。
3.证据笔录缺少有关人员的签名或盖章。在侦查过程中，无论是主持侦查的办案人员、物品持有人、被讯问人、被询问人，还是侦查过程的见证人，都要对有关证据笔录签名或者盖章，这是上述人员确认侦查过程规范性和侦查结果真实性的重要制度保证。一旦缺乏这些人员的签名或者盖章，证据笔录即属于“瑕疵证据”。例如，在收集物证、书证过程中，侦查人员制作的勘验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没有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讯问被告人笔录上“讯问人没有签名”；勘验、检查笔录没有勘验、检查人员和见证人签名；辨认笔录没有侦查人员、辨认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这些缺乏相关人员签名或者盖章的证据笔录，一方面属于证据笔录制作上的技术性失误，另一方面也足以令人怀疑侦查过程的合法性、规范性，甚至有关侦查过程是否发生过都可能引起人们的合理怀疑。
4.侦查活动存在“技术性手续上的违规”。除了在证据笔录的记载上存在瑕疵以外，《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所列举的“证据瑕疵”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侦查人员程度不同地存在轻微的程序违规情况，由于违反法律程序的情况并不严重，我们可以称其为“技术性程序上的违规”。例如，询问证人的地点不符合规定。侦查人员将证人传唤到看守所，或者安置在某一使证人丧失人身自由的场所，然后进行询问。这种在询问地点上的违规操作，容易导致证人丧失陈述的自愿性，甚至被迫作出不符合真实情况的事实陈述。又如，勘验、检查过程没有见证人到场参与。这违反了刑事诉讼法有关勘验、检查需要见证人参与的规定，[9]使得整个勘验、检查过程缺乏中立第三方的监督，其真实性和合法性难以得到保证。再如，在组织辨认过程中，主持辨认的侦查人员少于二人，侦查人员没有向辨认人详细询问辨认对象的具体特征，等等。这些在辨认过程中的违规操作，既违背辨认本身的程序规范，又容易造成辨认人的错误辨认，甚至导致刑事误判现象的出现。
二、“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
根据前面的类型化分析，“瑕疵证据”大都属于侦查人员通过轻微违法的方式所获得的证据，在收集证据过程中，侦查人员要么存在笔录记载上的失误，要么在收集证据的时间、地点、步骤、方式上存在技术性违规。但是，对“瑕疵证据”的这种初步认识并不是十分准确的。人们可能会进一步地追问：究竟什么是“轻微的程序违法”?判断侦查人员违反法律程序是否严重的标准到底有哪些?特别是与一般意义上的“非法证据”相比，“瑕疵证据”具有哪些显著的特征呢?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除了对非法言词证据适用强制性的排除规则以外，还对非法实物证据、非法辨认笔录、非法鉴定意见确立了强制性的排除规则。值得注意的是，该证据规定对于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辨认笔录等证据，分别列举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形态，并分别确立了强制性的排除规则和可补正的排除规则。这为观察“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区别提供了难得的样本。[10]
（一）取证手段是否侵犯了重大的权益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对言词证据分别列举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各种情形。其中，侦查人员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被告人供述以及通过暴力、威胁方法获取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被视为典型的“非法证据”，并作为强制性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而那些在记录方面存在错误、遗漏等情况的讯问笔录和询问笔录，则被视为“瑕疵证据”。
只要略微深入地分析一下两类证据的情形，就可以发现规则背后的一个规律：所谓“非法证据”，大都是侦查人员通过严重侵犯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手段所获取的，而“瑕疵证据”的形成过程，虽然通常会存在着一些技术性的违规情况，却没有发生较为严重的侵权现象。比如说，“刑讯逼供”属于严重践踏被告人的肉体、精神和尊严的行为，令被讯问者产生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侦查人员对“暴力”、“威胁”手段的运用，令被害人、证人产生恐惧和痛苦，并程度不同地剥夺了他们陈述的自愿性；讯问笔录、询问笔录没有经过被告人、证人的核对确认，属于严重剥夺被告人、证人知情权的行为；讯问或询问过程中拒绝提供翻译的行为，使得被告人、证人无法准确了解侦查人员的问题，更无法获知笔录记载的真伪……这里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侵权现象，侵权行为的发生恰恰构成“非法证据”得以认定的现实基础。
中国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协定
（企业住房与社会保障改革项目）
（签订日期１９９４年９月１６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下称借款人）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下称银行）于一九九四年九月十六日签订本协定。
鉴于：
（Ａ）它与国际开发协会（协会）于此同日签订的《开发信贷协定》，借款人对于该协定附件２所述的项目可行性和优先性表示满意，借款人请求银行对本项目给予资助；
（Ｂ）借款人还要求协会对项目提供额外的资助；而且根据《开发信贷协定》，协会同意提供本金额相当于五千三百一十万特别提款权（ＳＤＲ５３１０００００）（信贷）的资助；
（Ｃ）借款人与银行打算在该协定下提供的贷款尚未支付之前，将信贷资金在可行的范围内用于支付项目开支；以及
（Ｄ）本项目的Ａ、Ｂ、Ｃ、Ｄ和Ｅ部分将由项目市（其定义在开发信贷协定的１．０２节（ｔ）中给出）实施，或在借款人的协助下，促使项目市实施。作为协助的一部分，借款人应按照本贷款协定的规定将部分贷款资金提供给各项目市，并按照《开发信贷协定》的规定，将部分信贷资金提供给各项目市；以及
鉴于银行已同意，特别以上文为基础，按照本协定及银行与协会以及项目市同一天签订的《项目协定》所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向借款人提供本贷款。
为此，本协定的缔约双方现协议如下：
第一条 通则；定义
１．０１节 银行于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出版的《世界银行贷款及担保协定通则》（下称《通则》）及其在下文中的修订，构成本协定整体的一部分。
（ａ）删除第３．０２节的最后一句。
（ｂ）６．０２段的（ｋ）分段改为（ｌ）分段，而新的（ｋ）分段为：
（ｋ）一旦出现非常情况，则任何此后的贷款之提取应与世行协定条文的第Ⅲ条第３节的条款相符合。
１．０２节 除上下文另行要求外，《通则》及《开发信贷协定》中的若干词汇，均在其各自的文本中作出了相应的解释；且《开发信贷协定》一词系指借款人与协会于同日为项目而达成的协定。该协定：
○可能需要不时进行修改；
○包括协会于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实行的《开发信贷协定通则》中适用于该协定的部分；以及
○《开发信贷协定》的所有附件及补充协定。
第二条 贷款
２．０１节 银行同意按照《贷款协定》所规定或提及的条款和条件，向借款人提供一笔以多种货币计算的总额相当于二亿七千五百万等值美元（＄２７５００００００）的贷款，其数额为世行按借款人每次提款日汇率折算计值的提款金额总额。
２．０２节 项目贷款资金可根据开发信贷协定附件１的规定，从贷款账户中提款，用于支付：
（ａ）受益人在住房分贷款下的提款所支付的（或经银行同意后将要支付的）用于支付住房开发项目所需的建房、货物、和服务的，需从贷款账户中支付的款项。
（ｂ）《开发信贷协定》（而不是住房贷款计划）附件２所述项目所需的，并应由贷款资金支付的，已发生的（或经银行同意，将要发生的）合理的货物和劳务开支。
２．０３节 提款日应为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或由银行另行规定的更晚的日期。银行应及时将该更晚日期通知借款人。
２．０４节 对于尚未提取的贷款本金，借款人应按百分之零点七五（０．７５％）的年率按时向银行交付承诺费。
２．０５节 （ａ）对于已经提取尚未偿还的贷款本金，借款人应按每一个利息期的利率按时向银行交付利息，每一利息期的利率为前一个半年所确定的核定借入款成本加上百分之零点五（０．５％）。在本协定第２．０６节规定的每个日期，借款人应支付上一个利息期尚未偿还的贷款本金所产生的利息，该笔利息是按该利息内适用的利率计算的。
（ｂ）在每一个半年期终了后，一旦条件允许，银行应将该半年期的核定借入款成本尽快通知借款人。
（ｃ）在本节中：
（ｉ）“利息期”系指本协定２．０６节中规定的每一日期以前的六个月时期，它始于本协定签订日所在的最初的利息期。
（ｉｉ）“核定借入款成本”系指银行在一九八二年六月三十日以后已经提取而未清偿的借入款部分的费用，由银行合理确定并以年百分比表示。银行借入款部分不包括银行分配给下列资金的这类借入款或部分借入款的费用：（Ａ）银行的投资；（Ｂ）银行在一九八九年七月一日以后可能发放的、其利率不根据本节（ａ）段确定的贷款。
（ｉｉｉ）“半年期”系指日历年的前六个月或后六个月。
（ｄ）银行应至少提前六个月通知借款人在某一确定的日期对本节（ａ）、（ｂ）、（ｃ）（ｉｉｉ）段进行如下修改：
“（ａ）对于已经提取而尚未偿还的贷款本金，借款人应按每一季度的利率按时交付利息，该利率为前一季度所确定的核定借入款成本加上百分之零点五（０．５％）。在本协定第２．０６节规定的每一个日期，借款人应交付上一个利息期尚未偿还的贷款本金所产生的利息，该笔利息是按照该利息期内所适用的利率计算的。”
“（ｂ）在每一季度终了后，一旦条件允许，银行应将该季度的核定借入款成本通知借款人。”
“（ｃ）（ｉｉｉ）季度系指从每个日历年的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及十月一日开始的三个月时期。”
２．０６节 利息和其他费用应每半年交付一次，交付日为每年的一月一日和七月一日。
２．０７节 借款人应按照本协定附件所规定的分期还款时间表偿还贷款本金。
第三条 项目的执行
３．０１节 （ａ）在遵从本节（ｂ）的前提下，除非上下文另有要求，则《信贷开发协定》的第２．０２（ｂ）、３．０１、３．０２、３．０３和４．０１节以及附件１、２、３、４将纳入贷款协定，但对于上述的第２．０２（ｂ）、３．０１（ａ）、３．０２、３．０３和４．０１以及附件２、４和５需作如下修改：
（ｉ）“协会”改为“银行”；
（ｉｉ）“信贷”及“信贷账户”分别改为“贷款”和“贷款账户”；
（ｉｉｉ）“该协定”改为“该开发信贷协定”。
（ｂ）只要《开发信贷协定》所提供的任一部分的信贷资金尚未偿还，以及除非银行另行通知借款人，则：
（ｉ）协会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包括其根据本节（ａ）所列举的《开发信贷协定》中的任何段落和附件，以及根据《开发信贷协定》第２．０２（ａ）段所批准的行动将被视为以协会和银行名义，且代表两者所采取的。
（ｉｉ）借款人根据《开发信贷协定》中任何此类章节及附件向协会提供的信息和文件将被视为向协会和银行两者提供的。
３．０２节 银行和借款人由此达成如下共识：各项目市应落实《通则》中９．０４、９．０５、９．０６、９．０７、９．０８和９．０９段所规定的义务（分别涉及保险、货物和劳务的使用、维修、土地购置、计划和时间表、记录和报表），以便完成《项目协定》第２．０３节为各市规定的项目部分。
第四条 银行的补救规定
４．０１节 根据《通则》第６．０２节（１），对下列增补事项，即《开发信贷协定》第５．０１节所述的事项，予以特别说明。
４．０２节 根据《通则》７．０１节（ｈ）对下列增补事项，即《信贷开发协定》第５．０２所陈述的事项予以特别说明，只要是在这些章节中，“协会”均被改为“银行”。
第五条 生效日期；终止
５．０１节 在《通则》１２．０１节（ｂ）段的含义范围内，规定下列事项作为本贷款协定生效的附加条件，即：除了与本协定生效有关的之外，《开发信贷协定》生效的所有前提条件均已得到满足。
５．０２节 兹确定本协定签字后九十（９０）天为《通则》１２．０４节所要求的日期。
５．０３节 倘若《开发信贷协定》早于本协定终止，则本协定所提及的《开发信贷协定》中的条款将继续对借款人和银行有充分的约束力。
第六条 借款人的代表；地址
６．０１节 为《通则》１１．０３节之目的，特指定借款人的财政部长为借款人的代表。
６．０２节 为《通则》１１．０１节之目的，特列明以下地址：借款人方面：
财政部
三里河
北京 １００８２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报挂号：ＦＩＮＡＮＭＩＮ
电传：２２４８５ ＭＦＰＲＣ ＣＮ
北京
银行方面：
美利坚合众国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２０４３３
西北区Ｈ街１８１８号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电报挂号：ＩＮＴＢＡＦＲＡ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电传：２４８４２３（ＲＣＡ）
８２９８７（ＦＴＣＣ）
６４１４５（ＷＵＩ）或
１９７６８８（ＴＲＴ）
本协定的缔约双方，通过其各自正式授权的代表，于本协定开始所述的日期，在美利坚合众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就本协定以各自的名义予以签署，以昭信守。
注：附件一、二、三、四、五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东亚及
授权代表 太平洋地区中蒙局局长
杨洁篪 霍 普
（签字） （签字）
引 言
201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其他三个部门颁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两个证据规定”，分别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两个证据规定对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其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确立了三种证据排除规则：一是主要针对非法言词证据的“强制性排除”规则；二是适用于非法物证、书证的“自由裁量的排除”规则；三是主要涉及瑕疵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的“可补正的排除”规则。[1]对于前两种排除规则的性质及相互间的关系，法学界在认识上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而主要是对这些排除规则的实施效果表示出了忧虑。但对于“可补正的排除”规则，很多研究者对其正当性提出了质疑。有些人士甚至担心这会导致证据排除规则受到消解、办案人员为补正瑕疵而弄虚作假。[2]尤其是对非法所得的物证、书证的证据能力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本来已经确立了“自由裁量权的排除”规则，却又给予办案人员进行补正或合理解释的机会，对这种可补正的排除规则的滥用，有学者也提出了批评。[3]
对于可补正的排除规则，法学界提出的一些担忧甚或质疑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施一直面临着诸多方面的障碍。如今，仅仅依靠法律位阶并不高的两部司法解释，就要解决这一证据规则的有效实施问题，确实是不容乐观的。[4]况且，从两个证据规定施行以来的情况看，法院真正严格按照司法解释的要求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至今仍属凤毛麟角。[5]至于可补正的排除规则，人们也有理由将其视为两个证据规定的起草者所作的重大妥协，最终可能变成“经过补正后的不排除规则”。
在笔者看来，两个证据规定对可补正的排除规则的确立，意味着一种新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出现在中国刑事法律之中。在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中，刑事法庭对于控辩双方有关证据合法性问题的争议，一般都是作出排除或者不排除的裁决。非法证据一经法院排除于法庭之外，公诉方即不得再援引它作为起诉的证据，法院也不得将其作为定罪的依据。而法院一旦作出不予排除的裁决，该证据在英美法庭上就具有了可采性，在大陆法国家的法庭上则具有了证据能力。可以看出，这里存在着一种“非此即彼”的裁判思维，刑事法庭对于非法证据的裁判没有第三种裁判思路。[6]
透过这种可补正的排除规则的表象，一系列新的证据理论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亟待研究者作出解释和分析。例如，究竟什么是“瑕疵证据”?它们与“非法证据”具有怎样的区别和界限?为什么要对“瑕疵证据”和“非法证据”确立不同的程序后果?又如，既然司法解释已经确立了“相对的排除规则”，为什么还要确立一种“可补正的排除规则”?后者是不是前者的一种派生规则?再如，对于“瑕疵证据”，法院既然可以给予办案人员补正的机会，那么，这类证据得到补正、瑕疵得到治愈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法院假如确认某一瑕疵证据“得到补正”，其理由究竟是什么?
本文拟对可补正的排除规则展开一种规范性实证分析，以两个证据规定作为分析的样本，对这一排除规则所涉及的上述问题作出一定的理论解释。
一、“瑕疵证据”的分布和类型
（一）对“瑕疵证据”的分析
迄今为止，中国主流证据法学理论将侦查人员违法获得的所有证据都视为“非法证据”，而不承认“瑕疵证据”的存在，对此展开的理论研究就更谈不上了。而一些司法实务界人士倾向于将侦查人员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都视为“程序瑕疵”，由此所获得的证据也被称为“瑕疵证据”。不过，这里所说的“瑕疵证据”实际就是“非法证据”的另一种称谓。[7]
两个刑事证据规定既没有采纳证据法学界的主流观点，也没有接受部分实务界人士的看法，而是将“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作了区分，并对“瑕疵证据”作出了明确的列举。根据这两部刑事证据规定，法院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分别采取“强制性的排除”规则和“自由裁量的排除”规则；而对于大量的“瑕疵证据”，则采取“可补正的排除”规则。由此，“瑕疵证据”就具有“可以补正”或者“经治愈后可以采纳”的性质。当然，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所确立的原则，对于非法实物证据，法院在适用自由裁量的排除规则的同时，也给予办案人员进行补正的机会。结果，“非法所得的实物证据”也具有了“可以补正”的特征。
那么，究竟什么是“瑕疵证据”呢?“瑕疵证据”究竟有哪些基本属性?对于此问题，笔者不想沿袭过去的研究思路，即从纯粹思辨的角度为“瑕疵证据”下一个定义。因为这种带有“演绎推理”式的研究思路，要么过多地受到大陆法国家民事行为理论的影响，要么直接从行政行为的瑕疵与治愈的理论中获取灵感，而对于中国刑事证据法中的“瑕疵证据”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力。至于大陆法国家的刑事诉讼行为无效理论及其制度，尽管存在着“可补正的无效”等方面的制度，但与中国司法解释中的“可补正的排除规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8]其实，要对“瑕疵证据”的性质作出准确的解释，需要对两个证据规定所列举的“瑕疵证据”进行全面的观察和类型化的分析，然后再进行理论上的提炼和总结。这种“先归纳后演绎”的研究思路，更有助于揭示“瑕疵证据”的分布规律和属性。
所谓“瑕疵证据”及其补正规则，主要被确立在《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之中。根据这一证据规定，法院在对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勘验检查笔录、辨认笔录的审查判断过程中，对于那些在收集过程中存在轻微违反法律程序情形的，可以将其视为“瑕疵证据”，并适用可补正的排除规则。
通过对“瑕疵证据”的分布和具体情形的考察，可以对其作出基本的分类。总体上看，“瑕疵证据”大都是侦查人员在制作相关证据笔录时存在技术性缺陷的证据，如笔录记录有错误、笔录遗漏了重要的内容、笔录缺乏相关人员的签名等。当然，对于那些在收集证据过程中存在程序步骤、方式、时间、地点等方面违规的情况，《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也将其列入“程序瑕疵”之列。以下依次对这些“瑕疵证据”作出简要的分析。
（二）“瑕疵证据”的类型
1.证据笔录存在记录上的错误。侦查人员提供的证据笔录存在着记录上的错误，这是刑事诉讼中经常发生的情况。比如，证人询问笔录反映出在同一时间段内“同一询问人员询问不同证人”，这显示出询问笔录记载的时间不合情理，违背基本的经验法则。又如，被告人讯问笔录“填写的讯问时间、讯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等有误或者存在矛盾”。这尽管对讯问笔录的内容没有直接的影响，却存在着讯问过程方面的记录错误。证据笔录在记录上存在的错误，显示出侦查人员所提供的证据笔录存在着形式上的缺陷。至于侦查人员是否实施了违法侦查行为，从证据笔录本身并无法得到验证。
2.证据笔录遗漏了重要内容。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由于疏忽大意或者对证据规则的轻视，经常发生没有完整地记载侦查过程的情形。这种形式上的程序违规尽管不一定意味着侦查人员违反了法律程序，却属于不容忽视的证据瑕疵。例如，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没有载明物品的特征、数量、质量、名称，物证、书证的复制品没有记载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的说明，等等。这种记载上的疏忽，使得法院无法判断物证、书证的真实来源，也无从查明物证、书证收集、提取过程的完整性，以致于无法对这两类证据的“保管链条”作出完整的证明。又如，侦查人员在询问证人过程中没有填写“询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姓名”或者“询问的起止时间、地点”，询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证人应当如实提供证言”等内容。这种记录上的缺失尽管属于形式上的程序违法，但也会令人怀疑询问过程的规范性。再如，侦查人员对被告人的首次讯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被讯问人诉讼权利内容”。尽管这不一定说明侦查人员没有进行这种权利告知，而是存在着记录上的疏漏，但是，这毕竟属于侦查程序上的明显漏洞，有待侦查人员给出合理的解释或者说明。再如，在组织辨认过程中，侦查人员没有对辨认过程和结果制作辨认笔录，或者辨认笔录“过于简单，只有结果没有过程”，或者“案卷中只有辨认笔录，没有被辨认对象的照片、录像等资料”。这些在辨认笔录记载上存在的缺陷，不一定说明侦查人员的辨认存在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的情况，却足以令人质疑辨认程序的规范性，并对辨认结果的正确性产生合理的怀疑。
3.证据笔录缺少有关人员的签名或盖章。在侦查过程中，无论是主持侦查的办案人员、物品持有人、被讯问人、被询问人，还是侦查过程的见证人，都要对有关证据笔录签名或者盖章，这是上述人员确认侦查过程规范性和侦查结果真实性的重要制度保证。一旦缺乏这些人员的签名或者盖章，证据笔录即属于“瑕疵证据”。例如，在收集物证、书证过程中，侦查人员制作的勘验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没有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讯问被告人笔录上“讯问人没有签名”；勘验、检查笔录没有勘验、检查人员和见证人签名；辨认笔录没有侦查人员、辨认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这些缺乏相关人员签名或者盖章的证据笔录，一方面属于证据笔录制作上的技术性失误，另一方面也足以令人怀疑侦查过程的合法性、规范性，甚至有关侦查过程是否发生过都可能引起人们的合理怀疑。
4.侦查活动存在“技术性手续上的违规”。除了在证据笔录的记载上存在瑕疵以外，《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所列举的“证据瑕疵”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侦查人员程度不同地存在轻微的程序违规情况，由于违反法律程序的情况并不严重，我们可以称其为“技术性程序上的违规”。例如，询问证人的地点不符合规定。侦查人员将证人传唤到看守所，或者安置在某一使证人丧失人身自由的场所，然后进行询问。这种在询问地点上的违规操作，容易导致证人丧失陈述的自愿性，甚至被迫作出不符合真实情况的事实陈述。又如，勘验、检查过程没有见证人到场参与。这违反了刑事诉讼法有关勘验、检查需要见证人参与的规定，[9]使得整个勘验、检查过程缺乏中立第三方的监督，其真实性和合法性难以得到保证。再如，在组织辨认过程中，主持辨认的侦查人员少于二人，侦查人员没有向辨认人详细询问辨认对象的具体特征，等等。这些在辨认过程中的违规操作，既违背辨认本身的程序规范，又容易造成辨认人的错误辨认，甚至导致刑事误判现象的出现。
二、“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
根据前面的类型化分析，“瑕疵证据”大都属于侦查人员通过轻微违法的方式所获得的证据，在收集证据过程中，侦查人员要么存在笔录记载上的失误，要么在收集证据的时间、地点、步骤、方式上存在技术性违规。但是，对“瑕疵证据”的这种初步认识并不是十分准确的。人们可能会进一步地追问：究竟什么是“轻微的程序违法”?判断侦查人员违反法律程序是否严重的标准到底有哪些?特别是与一般意义上的“非法证据”相比，“瑕疵证据”具有哪些显著的特征呢?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除了对非法言词证据适用强制性的排除规则以外，还对非法实物证据、非法辨认笔录、非法鉴定意见确立了强制性的排除规则。值得注意的是，该证据规定对于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辨认笔录等证据，分别列举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形态，并分别确立了强制性的排除规则和可补正的排除规则。这为观察“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区别提供了难得的样本。[10]
（一）取证手段是否侵犯了重大的权益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对言词证据分别列举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各种情形。其中，侦查人员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被告人供述以及通过暴力、威胁方法获取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被视为典型的“非法证据”，并作为强制性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而那些在记录方面存在错误、遗漏等情况的讯问笔录和询问笔录，则被视为“瑕疵证据”。
只要略微深入地分析一下两类证据的情形，就可以发现规则背后的一个规律：所谓“非法证据”，大都是侦查人员通过严重侵犯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手段所获取的，而“瑕疵证据”的形成过程，虽然通常会存在着一些技术性的违规情况，却没有发生较为严重的侵权现象。比如说，“刑讯逼供”属于严重践踏被告人的肉体、精神和尊严的行为，令被讯问者产生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侦查人员对“暴力”、“威胁”手段的运用，令被害人、证人产生恐惧和痛苦，并程度不同地剥夺了他们陈述的自愿性；讯问笔录、询问笔录没有经过被告人、证人的核对确认，属于严重剥夺被告人、证人知情权的行为；讯问或询问过程中拒绝提供翻译的行为，使得被告人、证人无法准确了解侦查人员的问题，更无法获知笔录记载的真伪……这里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侵权现象，侵权行为的发生恰恰构成“非法证据”得以认定的现实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协定（企业住房与社会保障改革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协定
（企业住房与社会保障改革项目）
（签订日期１９９４年９月１６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下称借款人）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下称银行）于一九九四年九月十六日签订本协定。
鉴于：
（Ａ）它与国际开发协会（协会）于此同日签订的《开发信贷协定》，借款人对于该协定附件２所述的项目可行性和优先性表示满意，借款人请求银行对本项目给予资助；
（Ｂ）借款人还要求协会对项目提供额外的资助；而且根据《开发信贷协定》，协会同意提供本金额相当于五千三百一十万特别提款权（ＳＤＲ５３１０００００）（信贷）的资助；
（Ｃ）借款人与银行打算在该协定下提供的贷款尚未支付之前，将信贷资金在可行的范围内用于支付项目开支；以及
（Ｄ）本项目的Ａ、Ｂ、Ｃ、Ｄ和Ｅ部分将由项目市（其定义在开发信贷协定的１．０２节（ｔ）中给出）实施，或在借款人的协助下，促使项目市实施。作为协助的一部分，借款人应按照本贷款协定的规定将部分贷款资金提供给各项目市，并按照《开发信贷协定》的规定，将部分信贷资金提供给各项目市；以及
鉴于银行已同意，特别以上文为基础，按照本协定及银行与协会以及项目市同一天签订的《项目协定》所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向借款人提供本贷款。
为此，本协定的缔约双方现协议如下：
第一条 通则；定义
１．０１节 银行于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出版的《世界银行贷款及担保协定通则》（下称《通则》）及其在下文中的修订，构成本协定整体的一部分。
（ａ）删除第３．０２节的最后一句。
（ｂ）６．０２段的（ｋ）分段改为（ｌ）分段，而新的（ｋ）分段为：
（ｋ）一旦出现非常情况，则任何此后的贷款之提取应与世行协定条文的第Ⅲ条第３节的条款相符合。
１．０２节 除上下文另行要求外，《通则》及《开发信贷协定》中的若干词汇，均在其各自的文本中作出了相应的解释；且《开发信贷协定》一词系指借款人与协会于同日为项目而达成的协定。该协定：
○可能需要不时进行修改；
○包括协会于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实行的《开发信贷协定通则》中适用于该协定的部分；以及
○《开发信贷协定》的所有附件及补充协定。
第二条 贷款
２．０１节 银行同意按照《贷款协定》所规定或提及的条款和条件，向借款人提供一笔以多种货币计算的总额相当于二亿七千五百万等值美元（＄２７５００００００）的贷款，其数额为世行按借款人每次提款日汇率折算计值的提款金额总额。
２．０２节 项目贷款资金可根据开发信贷协定附件１的规定，从贷款账户中提款，用于支付：
（ａ）受益人在住房分贷款下的提款所支付的（或经银行同意后将要支付的）用于支付住房开发项目所需的建房、货物、和服务的，需从贷款账户中支付的款项。
（ｂ）《开发信贷协定》（而不是住房贷款计划）附件２所述项目所需的，并应由贷款资金支付的，已发生的（或经银行同意，将要发生的）合理的货物和劳务开支。
２．０３节 提款日应为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或由银行另行规定的更晚的日期。银行应及时将该更晚日期通知借款人。
２．０４节 对于尚未提取的贷款本金，借款人应按百分之零点七五（０．７５％）的年率按时向银行交付承诺费。
２．０５节 （ａ）对于已经提取尚未偿还的贷款本金，借款人应按每一个利息期的利率按时向银行交付利息，每一利息期的利率为前一个半年所确定的核定借入款成本加上百分之零点五（０．５％）。在本协定第２．０６节规定的每个日期，借款人应支付上一个利息期尚未偿还的贷款本金所产生的利息，该笔利息是按该利息内适用的利率计算的。
（ｂ）在每一个半年期终了后，一旦条件允许，银行应将该半年期的核定借入款成本尽快通知借款人。
（ｃ）在本节中：
（ｉ）“利息期”系指本协定２．０６节中规定的每一日期以前的六个月时期，它始于本协定签订日所在的最初的利息期。
（ｉｉ）“核定借入款成本”系指银行在一九八二年六月三十日以后已经提取而未清偿的借入款部分的费用，由银行合理确定并以年百分比表示。银行借入款部分不包括银行分配给下列资金的这类借入款或部分借入款的费用：（Ａ）银行的投资；（Ｂ）银行在一九八九年七月一日以后可能发放的、其利率不根据本节（ａ）段确定的贷款。
（ｉｉｉ）“半年期”系指日历年的前六个月或后六个月。
（ｄ）银行应至少提前六个月通知借款人在某一确定的日期对本节（ａ）、（ｂ）、（ｃ）（ｉｉｉ）段进行如下修改：
“（ａ）对于已经提取而尚未偿还的贷款本金，借款人应按每一季度的利率按时交付利息，该利率为前一季度所确定的核定借入款成本加上百分之零点五（０．５％）。在本协定第２．０６节规定的每一个日期，借款人应交付上一个利息期尚未偿还的贷款本金所产生的利息，该笔利息是按照该利息期内所适用的利率计算的。”
“（ｂ）在每一季度终了后，一旦条件允许，银行应将该季度的核定借入款成本通知借款人。”
“（ｃ）（ｉｉｉ）季度系指从每个日历年的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及十月一日开始的三个月时期。”
２．０６节 利息和其他费用应每半年交付一次，交付日为每年的一月一日和七月一日。
２．０７节 借款人应按照本协定附件所规定的分期还款时间表偿还贷款本金。
第三条 项目的执行
３．０１节 （ａ）在遵从本节（ｂ）的前提下，除非上下文另有要求，则《信贷开发协定》的第２．０２（ｂ）、３．０１、３．０２、３．０３和４．０１节以及附件１、２、３、４将纳入贷款协定，但对于上述的第２．０２（ｂ）、３．０１（ａ）、３．０２、３．０３和４．０１以及附件２、４和５需作如下修改：
（ｉ）“协会”改为“银行”；
（ｉｉ）“信贷”及“信贷账户”分别改为“贷款”和“贷款账户”；
（ｉｉｉ）“该协定”改为“该开发信贷协定”。
（ｂ）只要《开发信贷协定》所提供的任一部分的信贷资金尚未偿还，以及除非银行另行通知借款人，则：
（ｉ）协会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包括其根据本节（ａ）所列举的《开发信贷协定》中的任何段落和附件，以及根据《开发信贷协定》第２．０２（ａ）段所批准的行动将被视为以协会和银行名义，且代表两者所采取的。
（ｉｉ）借款人根据《开发信贷协定》中任何此类章节及附件向协会提供的信息和文件将被视为向协会和银行两者提供的。
３．０２节 银行和借款人由此达成如下共识：各项目市应落实《通则》中９．０４、９．０５、９．０６、９．０７、９．０８和９．０９段所规定的义务（分别涉及保险、货物和劳务的使用、维修、土地购置、计划和时间表、记录和报表），以便完成《项目协定》第２．０３节为各市规定的项目部分。
第四条 银行的补救规定
４．０１节 根据《通则》第６．０２节（１），对下列增补事项，即《开发信贷协定》第５．０１节所述的事项，予以特别说明。
４．０２节 根据《通则》７．０１节（ｈ）对下列增补事项，即《信贷开发协定》第５．０２所陈述的事项予以特别说明，只要是在这些章节中，“协会”均被改为“银行”。
第五条 生效日期；终止
５．０１节 在《通则》１２．０１节（ｂ）段的含义范围内，规定下列事项作为本贷款协定生效的附加条件，即：除了与本协定生效有关的之外，《开发信贷协定》生效的所有前提条件均已得到满足。
５．０２节 兹确定本协定签字后九十（９０）天为《通则》１２．０４节所要求的日期。
５．０３节 倘若《开发信贷协定》早于本协定终止，则本协定所提及的《开发信贷协定》中的条款将继续对借款人和银行有充分的约束力。
第六条 借款人的代表；地址
６．０１节 为《通则》１１．０３节之目的，特指定借款人的财政部长为借款人的代表。
６．０２节 为《通则》１１．０１节之目的，特列明以下地址：借款人方面：
财政部
三里河
北京 １００８２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报挂号：ＦＩＮＡＮＭＩＮ
电传：２２４８５ ＭＦＰＲＣ ＣＮ
北京
银行方面：
美利坚合众国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２０４３３
西北区Ｈ街１８１８号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电报挂号：ＩＮＴＢＡＦＲＡ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电传：２４８４２３（ＲＣＡ）
８２９８７（ＦＴＣＣ）
６４１４５（ＷＵＩ）或
１９７６８８（ＴＲＴ）
本协定的缔约双方，通过其各自正式授权的代表，于本协定开始所述的日期，在美利坚合众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就本协定以各自的名义予以签署，以昭信守。
注：附件一、二、三、四、五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东亚及
授权代表 太平洋地区中蒙局局长
杨洁篪 霍 普
（签字） （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