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银行原国家外汇买卖帐户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07:22:39 浏览:8940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关于中国银行原国家外汇买卖帐户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中国银行原国家外汇买卖帐户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局，中国银行：
为做好国家现汇（不含记帐外汇）买卖帐户（以下简称“921”现汇户）的清理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自1995年1月1日起，中国银行总行及各地分支行一律关闭“921”现汇户。未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总局批准，一律不得使用该帐户。
二、请中国银行在1994年12月31日营业日终了后，将截止当日历年来通过各种方式调拨到中国银行、以额度形式保留待支付的各类中央外汇额度余额（含全系统）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
三、从1995年1月1日起，所有进口，凡使用中央外汇的（包括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已将外汇额度拨付到中国银行但尚未对外支付部分）需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总局逐笔审批方可对外支付。
四、已调拨到各地方的中央外汇，尚未支付完毕的部分，亦不能继续通过当地中国银行“921”现汇户办理支付。如需付汇也必须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总局逐笔审批后方可办理。
五、请中国银行总行将全系统截止1994年底的未兑付外汇券余额统计汇总后报送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国家外汇管理局将根据中国银行总行上报的情况，拨出收兑外汇券专项备付金，并在中国银行总行开立专户进行单独核算管理。中国银行各分支行收兑外汇券所使用的外汇
资金由其与总行进行清算。收兑外汇券工作结束后，由中国银行总行与国家外汇管理局总局统一办理清算。
六、对1994年12月31日前尚未用完的剩余留成外汇额度，将另文下达收购办法。
请中国银行总行将上述规定通知各地分支行，并对全系统“921”现汇户情况进行清理。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负责对上述规定的执行进行监督检查。
1994年12月29日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卖官制度和风气：从战国就有 历朝历代从未断绝
熊利民
【笔者按：中国卖官之制和官员私下卖官之风自然是古已有之，两者的差别，前者是制度性的，而後者是非制度性的，但在不少场合，却又没有什么差别可言。私下卖官更体现了超越制度规定的非制度化的人治的特点，这在专制政体的官员等级授职制下具有必然性。一个时代的卖官，总是与政治的昏暗和腐败程度成正比，总是成为一个时代政治昏暗和腐败程度的重要标尺。】
中国卖官之制和官员私下卖官之风自然是古已有之，两者的差别，前者是制度性的，而後者是非制度性的，但在不少场合，却又没有什么差别可言。在夏商周三代，官爵世袭，不成其为商品，故没有出现卖官之可能。《管子》一书一般认为非春秋时管仲所作，而是战国时的作品。其《八观》篇说：“上卖官爵，十年而亡。”大约是指卖官造成政治腐败，因而导致亡国。《韩非子·八奸》说：“故财利多者买官以为贵，有左右之交者请谒以成重。”《五蠹》篇说：“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也反映了至晚在战国时已有卖官。
一般研究认为，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规定，“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这大致应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明确的卖官制度性规定。秦汉时的爵当然不同于官，最初是因财政原因卖爵，到汉武帝时，开始增设卖官制。特别东汉灵帝利用卖官爵，聚敛私财，为祸甚烈，成为当时政治腐败和昏暗的重要标志，故在後世史书上一直受到谴责：“天下贿成，人受其敝。”所谓卖官，不仅包括无官者授官，也包括有官者的晋升。汉时官员私人卖官的记录较少，这是因为当时盛行辟举制，由中央直接任命的官员为数不多。既然官员辟举下属，是合法的行为，名正言顺，则向官员行贿而买官的情况事实上就不胜枚举。
三国曹魏时，正式将原来的选部改为吏部，并在选拔官员方面实行九品中正制，加强了中央的人事权，也相应地减削了官员的辟举权，这其实意味着官员私人的买卖官位，就由公开和合法，逐渐转入隐蔽和非法。秦汉时的卖爵逐渐衰退，取而代之者是卖官。刘毅曾率直地对晋武帝说：“（汉）桓、灵（帝）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他还上奏描绘当时的官场说：“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钱入私门”，对官位进行私下交易，正是反映晋代以降的卖官的新特点，说明官员私下卖官愈来愈兴盛。当然，对这句话的理解不应绝对化，不能认为秦汉时就没有“钱入私门”的情况。
制度性的卖官在古代有许多名目，西汉“以赀为郎”，郎当时是官名，後世或称“赀选”。唐朝或称“入粟助边”。宋代往往称“进纳”，进纳的品类名目甚多，有铜钱、铁钱、纸币、金银、粮食、饲草，甚至“听富民自雇人夫修筑”州城，如“三万工与〔太庙〕斋郎，五万工与试监簿或同学究出身”。这是以雇工修城费用的“工”为计量单位，进行卖官的特例。
《明史》卷78《食货志》说，明朝卖官可称为“捐纳”，并制订所谓“捐纳事例”，这无疑是清人以後世的名词追述者。明代“自宪宗（成化）始，生员纳米百石以上，入国子监。军民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至正七品止”。参据《正德明会典》卷40《预备仓》，当时可称“纳米”，但“纳米”并非是卖官的专有名词。此外，元明时代的卖官也可称“纳赀”、“入赀”、“入粟”等，此类名词，前代也已使用。清朝卖官则称“捐纳”和“捐官”。雍正皇帝说：“皇考（康熙）曾屡言，捐纳非美事。朕缵承大统，亦以军需浩繁，户部供支不继，捐纳事例，仍暂开收。”事实上，因财政关系，清朝的捐纳只能是时断时续。
出钱买官制度的弊病自然史不绝书。宋朝的李觏在致范仲淹信中说：“且时卖官，虽大理评事，无虑一万缗耳。假如此寺只费十万缗，亦当十员京官矣。彼十员京官以常例任使，数年之後，便当临民，以为万户县尹，则十万家之祸，又以为十万户郡守，则百万家之祸矣。若辍一寺之费，而不卖十员京官，是免百万家之祸。”京官是宋朝文官虚衔中的一个等级，他说只消卖十员京官，就可招致百万家之祸。另一官员上官均说：“豪右之家以赀授官，其才品庸下，素不知义。”他们“居乡不修而齿仕版，或侵渔百姓，取偿前日之费，则公私皆被其患”。
从官员等私下卖官的情况看，隋唐时的人事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唐朝官员的任免是由皇帝、宰相和吏部、兵部分等执行的。但古代的政治特点正在于人治，私下的卖官就决非仅限于按制度规定而掌握人事权者。例如唐朝的公主、宦官之类，从制度上说，当然与人事权无干，但他们照样可以私下卖官。人事权的高度集中于中央，为中央各种权势人物的卖官鬻爵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如唐中宗时，“皇后、妃、主、昭容卖官，行墨敕斜封”，是指皇帝不经由有关部门，直接下达授官命令。安乐公主“恃宠骄恣，卖官鬻狱，势倾朝廷。常自草制敕，掩其文而请帝书焉，帝笑而从之，竟不省视”。唐朝中期以後，宦官势力膨胀，他们“参掌机密，夺百司权，上下弥缝，共为不法。大则构扇藩镇，倾危国家；小则卖官鬻狱，?害朝政。王室衰乱，职此之由”。
宋朝主要自宋徽宗时开始，如蔡京、童贯、王黼等奸臣，公然卖官，开封民谚说：“三百贯，直通判；五百索，直秘阁。”，南宋初民间讽刺当时的卖官说：“斗量珠，便龙图；五千索，直秘阁；二千贯，且通判。”比北宋晚期的卖官记录，卖价又大幅度提高了。因为宋高宗喜养鹁鸽之类，又嗜女色，他宠任宦官冯益等人“恣受贿赂。官员受差遣者，往往寻买〔妾并〕鹌鹑、鹁鸽之类”，交付冯益等人，奉送皇帝，就可得美官。连美女和鹌鹑、鹁鸽之类，也都成为买好官之资。戚方是当时一个无恶不作的盗匪，他被迫接受招安後，首先向庸将张俊请献大批珍宝，保全了性命，又用赌博亏输的方式，向宦官们进献大量黄金，居然官至正七品武官。当时民谚讥讽说：“要?官，受招安；欲得富，须胡做。”後来居然官至节度使，用一不恰当的比喻，相当于获得元帅的军衔。南宋的权臣，直到亡国时的贾似道为止，都私下卖官，以饱私囊。权臣秦桧“喜赃吏，恶廉士”，“贪墨无厌，监司、帅守到阙，例要珍宝，必数万贯，乃得差遣”，这是各路安抚使、转运使之类大员的买实职差遣价格。“及其赃污不法，为民所讼，桧复力保之。故赃吏恣横，百姓愈困”。
元世祖主政尚是元朝较好的时期，然而宠臣阿合马“用事日久，卖官鬻狱，纪纲大坏”。“江左初平，官制草创，权臣阿合马纳赂鬻爵，江南官僚冗滥为甚，郡守而下佩金符者多至三、四人，由行省官举荐超授宣慰使者甚众，民不堪命”。另一宠臣桑哥也私下卖官，“在相位巳久，专恣日甚，诬陷忠良，卖官鬻狱，设计局以求遗利，毒及编民”。“卖官?下有定价，上自朝廷，下至州县，纲纪大坏，在官者以掊刻相尚，民不堪命，往往起为盗贼”。“凶焰薰灼，海内震慑，其官人也，必陈状纳贿而後遣”。两人的卖官，成为当时的一大弊政。
明朝如中期的奸臣严嵩，“吏、兵二部每选，请属二十人，人索贿数百金，任自择善地。致文武将吏尽出其门”。“不才之文吏，以赂而出其门，则必剥民之财，去百而求千，去千而求万，民奈何不困。不才之武将以赂而出其门，则必克军之饷，或缺伍而不补，或逾期而不发，兵奈何不疲”。明朝的宦官势力颇大，也往往“卖官鬻爵，无所不至。明末崇祯皇帝说：“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闻选官动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的有好官？肯爱百姓。”吏部和兵部掌管着绝大部分官员的任免，当时已近乎无官不借债以买，不受贿以卖的地步。
据汪景祺记载，清朝康熙、雍正时，有一贪官张鹏翮，虽然在官场屡受挫折，却又善於运用手腕，而重行升迁。他“以重贿结铨曹之好货者，适大理寺少卿员缺，吏部巧於立言，云除张某。系奉旨停升之员，不行开列，外奉旨，张某补授大理寺少卿。其得官皆不以正”。他家有悍妇，“夫人之性最贪”，他出任“浙抚、河督时，卖狱鬻官，几於对开幕府”。他的子孙“凡吏部事，无不关通受贿”。其孙“以捐纳为广东布政司，经历龌龊，鄙秽无志”。乾隆帝在查办甘肃王??望、王廷赞等贪污案时说：“王??望既为嘱托属员捐监，自必又有加捐官职，铨选地方之人。若辈出身既不可问，倘任以地方事务，必致贿赂公行，毫无忌惮，于吏治官方大有关系，不可不彻底查办。”他们固然是私下受贿卖官，用的却是制度性的捐官名义。
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贪污腐化是阶级社会的痼疾，是一切剥削和统治阶级的通病。只要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剥削和压迫存在，如贪官、官迷之类现象就势不可免。至于就中国古代卖官鬻爵的出现和发展而论，至少有三个普遍性的条件：一是商品经济的某种程度发展，使官爵可以成为商品；二是官爵成为肥缺，方得有愿意买官的可能；三是自秦汉以来，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各种形式的官员等级授职制，方得有卖官的可能。马克思主义是主张直接选举制，而否定各种形式的官员等级授职制，诚如马克思早已在总结巴黎公社原则时所昭示：“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马恩选集》第2卷第376页）。因为等级授职制正是各种官场腐败，也包括卖官现象的温床和根源。古代公开的卖官制度的创设和发展，虽然各代不同，但大体都是与财政，特别是财政的困难密切相关的。然而豪贵和官员的私下卖官，则随着各级官员辟举制的削弱，中央授官制的发达而开拓了更大的空间，故更加兴盛。私下卖官其实也很难用得上“非法”两字，特别如唐中宗时的“墨敕斜封”。但是私下卖官更体现了超越制度规定的非制度化的人治的特点，这在专制政体的官员等级授职制下具有必然性。一个时代的卖官，总是与政治的昏暗和腐败程度成正比，总是成为一个时代政治昏暗和腐败程度的重要标尺。《太平御览》卷837引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中，早已总结出“鬻官者，欲民之死”的名言，因为卖官的结果，无非是纵容买官者加倍贪黩。他们不仅要偿还买官的成本，还须追加利息，多多益善，其结果无非是不遗馀力地刻剥百姓。依据古代的儒家舆论，腐恶的卖官现象，也与中国自古相传的各种可怕而可憎的政治遗传基因一样，是作为反面事物而受谴责的，处於无理地位。但另一方面，卖官现象仍是滋生不息，且有变本加厉之势。其故非它，既然上述产生卖官现象的社会政治条件一直存在，即卖官现象有丰厚的滋生沃土，又如何能做到正本清源式的根治呢？这是研究古代卖官应得的教训。
注释：
《史记》卷6《秦始皇纪》。
《隋书》卷24《食货志》。
《晋书》卷45《刘毅传》。
《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四月己亥，《宋会要》职官55之34，方域8之2—3。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卷14。
《直讲李先生文集》卷27《寄上范参政书》。
《宋朝诸臣奏议》卷70《上哲宗乞清入仕之源》。
《宋会要》职官55之41－42。
《新唐书》卷4《中宗纪》。
《旧唐书》卷51《韦庶人传》。
《资治通鉴》卷263。
《会编》卷31《中兴姓氏奸邪录》。
《伪齐录》卷上。
《会编》卷140
《会编》卷220《中兴遗史》，《要录》卷169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丙申。
《元史》卷163《张雄飞传》。
《元史》卷132《昂吉儿传》。
《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江浙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赠太傅安庆武襄王神道碑》。
《松雪斋文集》卷7《故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平章军国事行御史中丞领侍仪司事赠纯诚佐理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鲁国公谥文贞康里公碑》。
《勤斋集》卷3石天麟神道碑铭。
《明史》卷210《王宗茂传》。
《明史》卷304《宦官传》。
《春明梦馀录》卷48。
《读书堂西征随笔·遂宁人品》。
《钦定兰州纪略》卷14。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熊利民 215000）
北京市人大
北京市征兵工作若干规定
市人大
第一条 为了加强国防建设，保障征兵工作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征兵工作条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户籍在本市的公民和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第三条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是公民的光荣义务。
征集新兵，是加强部队建设、巩固国防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第四条 本市每年的征兵人数、范围、时间和要求，由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戌区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当年的征兵命令规定。
第五条 本市的征兵工作在上级军事机关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由市兵役机关组织实施。
征兵期间，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组织兵役机关和公安、民政、卫生劳动、教育、财政、交通运输等部门成立征兵办公室，负责办理本行政区域的征兵工作。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区、县人民政府的安排和要求，负责本单位、本地区的征兵工作。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以及宣传、新闻单位，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积极配合征兵办公室做好征兵工作。
第六条 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加强征兵的宣传工作，广泛开展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依法服兵役的教育，做好应征公民的思想政治工作，鼓励他们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积极报告应征。
第七条 本市实行征兵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八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区、县兵役机关的安排和要求，设立兵役登记站，做好兵役登记的组织工作。
每年12月31日以前年满18岁的男性公民，都应当在当年9月30日前依法进行兵役登记。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在单位或者单位所在地的兵役登记站进行登记，其他公民在户籍所在地的兵役登记站进行登记。
第九条 经过兵役登记的公民，由兵役机关发给兵役登记证。
户籍在本市的适龄男性公民在招工、招干、招生应招以及申请工商营业执照时，必须持有兵役登记证。
征兵期间，单位应当暂停招用当地征兵办公室确定的征兵对象。
第十条 当地征兵办公室确定的征集对象因名额限制未被征集入伍的，一年内各单位在招工、招干、招生时，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招用、录取。
第十一条 在职职工被批准服现役的，由原单位发给批准入伍当月的全部工资、奖金、各种补贴和年终奖。其中是合同制职工的，经本人同意，原单位应当按服现役年限顺延原合同期。
第十二条 被征集服现役的公民及其家属，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受到国家和人民群众的优待。公民服现役后在原户籍所在地或者原所在单位享受优待金。优待金的补助标准和统筹、发放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被征集服现役的公民退出现役后，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单位应当按照从优的原则给予妥善安置。
第十三条 义务兵在服役期间立功的，区、县、乡、镇人民政府和原所在单位给予奖励；有突出贡献的，还可授予荣誉称号。
第十四条 对在征兵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五条 有服兵役义务的公民拒绝、逃避兵役登记，应征公民拒绝、逃避征集，经教育不改的，分别给予处理：是在职职工的，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是从事个体经营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暂停营业直至吊销营业执照；是城镇待业青年、农村青年的，有关单位和部门一年
内不予招工、招干、招生，不办理营业执照。对情况严重者，基层人民政府可以令其缴纳相当于当地一个义务兵优待金1倍至3倍的强制金。
第十六条 单位招用、录取有拒绝、逃避兵役登记或者拒绝、逃避征集行为的适龄男性公民，由区、县、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责令改正； 情节严重的， 由区、县人民政府处以5000元至20000元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
予行政处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违反本规定办理营业执照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七条 对于征兵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不落实未完成征兵任务，或者不如实申报适龄公民人数，对公民参加兵役登记或者征集设置障碍的单位及其直接责任人员，按照市人民政府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八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征兵工作中收受贿赂、营私舞弊、玩忽职守，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1993年8月1日起施行。
1993年6月17日
熊利民
【笔者按：中国卖官之制和官员私下卖官之风自然是古已有之，两者的差别，前者是制度性的，而後者是非制度性的，但在不少场合，却又没有什么差别可言。私下卖官更体现了超越制度规定的非制度化的人治的特点，这在专制政体的官员等级授职制下具有必然性。一个时代的卖官，总是与政治的昏暗和腐败程度成正比，总是成为一个时代政治昏暗和腐败程度的重要标尺。】
中国卖官之制和官员私下卖官之风自然是古已有之，两者的差别，前者是制度性的，而後者是非制度性的，但在不少场合，却又没有什么差别可言。在夏商周三代，官爵世袭，不成其为商品，故没有出现卖官之可能。《管子》一书一般认为非春秋时管仲所作，而是战国时的作品。其《八观》篇说：“上卖官爵，十年而亡。”大约是指卖官造成政治腐败，因而导致亡国。《韩非子·八奸》说：“故财利多者买官以为贵，有左右之交者请谒以成重。”《五蠹》篇说：“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也反映了至晚在战国时已有卖官。
一般研究认为，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规定，“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这大致应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明确的卖官制度性规定。秦汉时的爵当然不同于官，最初是因财政原因卖爵，到汉武帝时，开始增设卖官制。特别东汉灵帝利用卖官爵，聚敛私财，为祸甚烈，成为当时政治腐败和昏暗的重要标志，故在後世史书上一直受到谴责：“天下贿成，人受其敝。”所谓卖官，不仅包括无官者授官，也包括有官者的晋升。汉时官员私人卖官的记录较少，这是因为当时盛行辟举制，由中央直接任命的官员为数不多。既然官员辟举下属，是合法的行为，名正言顺，则向官员行贿而买官的情况事实上就不胜枚举。
三国曹魏时，正式将原来的选部改为吏部，并在选拔官员方面实行九品中正制，加强了中央的人事权，也相应地减削了官员的辟举权，这其实意味着官员私人的买卖官位，就由公开和合法，逐渐转入隐蔽和非法。秦汉时的卖爵逐渐衰退，取而代之者是卖官。刘毅曾率直地对晋武帝说：“（汉）桓、灵（帝）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他还上奏描绘当时的官场说：“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钱入私门”，对官位进行私下交易，正是反映晋代以降的卖官的新特点，说明官员私下卖官愈来愈兴盛。当然，对这句话的理解不应绝对化，不能认为秦汉时就没有“钱入私门”的情况。
制度性的卖官在古代有许多名目，西汉“以赀为郎”，郎当时是官名，後世或称“赀选”。唐朝或称“入粟助边”。宋代往往称“进纳”，进纳的品类名目甚多，有铜钱、铁钱、纸币、金银、粮食、饲草，甚至“听富民自雇人夫修筑”州城，如“三万工与〔太庙〕斋郎，五万工与试监簿或同学究出身”。这是以雇工修城费用的“工”为计量单位，进行卖官的特例。
《明史》卷78《食货志》说，明朝卖官可称为“捐纳”，并制订所谓“捐纳事例”，这无疑是清人以後世的名词追述者。明代“自宪宗（成化）始，生员纳米百石以上，入国子监。军民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至正七品止”。参据《正德明会典》卷40《预备仓》，当时可称“纳米”，但“纳米”并非是卖官的专有名词。此外，元明时代的卖官也可称“纳赀”、“入赀”、“入粟”等，此类名词，前代也已使用。清朝卖官则称“捐纳”和“捐官”。雍正皇帝说：“皇考（康熙）曾屡言，捐纳非美事。朕缵承大统，亦以军需浩繁，户部供支不继，捐纳事例，仍暂开收。”事实上，因财政关系，清朝的捐纳只能是时断时续。
出钱买官制度的弊病自然史不绝书。宋朝的李觏在致范仲淹信中说：“且时卖官，虽大理评事，无虑一万缗耳。假如此寺只费十万缗，亦当十员京官矣。彼十员京官以常例任使，数年之後，便当临民，以为万户县尹，则十万家之祸，又以为十万户郡守，则百万家之祸矣。若辍一寺之费，而不卖十员京官，是免百万家之祸。”京官是宋朝文官虚衔中的一个等级，他说只消卖十员京官，就可招致百万家之祸。另一官员上官均说：“豪右之家以赀授官，其才品庸下，素不知义。”他们“居乡不修而齿仕版，或侵渔百姓，取偿前日之费，则公私皆被其患”。
从官员等私下卖官的情况看，隋唐时的人事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唐朝官员的任免是由皇帝、宰相和吏部、兵部分等执行的。但古代的政治特点正在于人治，私下的卖官就决非仅限于按制度规定而掌握人事权者。例如唐朝的公主、宦官之类，从制度上说，当然与人事权无干，但他们照样可以私下卖官。人事权的高度集中于中央，为中央各种权势人物的卖官鬻爵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如唐中宗时，“皇后、妃、主、昭容卖官，行墨敕斜封”，是指皇帝不经由有关部门，直接下达授官命令。安乐公主“恃宠骄恣，卖官鬻狱，势倾朝廷。常自草制敕，掩其文而请帝书焉，帝笑而从之，竟不省视”。唐朝中期以後，宦官势力膨胀，他们“参掌机密，夺百司权，上下弥缝，共为不法。大则构扇藩镇，倾危国家；小则卖官鬻狱，?害朝政。王室衰乱，职此之由”。
宋朝主要自宋徽宗时开始，如蔡京、童贯、王黼等奸臣，公然卖官，开封民谚说：“三百贯，直通判；五百索，直秘阁。”，南宋初民间讽刺当时的卖官说：“斗量珠，便龙图；五千索，直秘阁；二千贯，且通判。”比北宋晚期的卖官记录，卖价又大幅度提高了。因为宋高宗喜养鹁鸽之类，又嗜女色，他宠任宦官冯益等人“恣受贿赂。官员受差遣者，往往寻买〔妾并〕鹌鹑、鹁鸽之类”，交付冯益等人，奉送皇帝，就可得美官。连美女和鹌鹑、鹁鸽之类，也都成为买好官之资。戚方是当时一个无恶不作的盗匪，他被迫接受招安後，首先向庸将张俊请献大批珍宝，保全了性命，又用赌博亏输的方式，向宦官们进献大量黄金，居然官至正七品武官。当时民谚讥讽说：“要?官，受招安；欲得富，须胡做。”後来居然官至节度使，用一不恰当的比喻，相当于获得元帅的军衔。南宋的权臣，直到亡国时的贾似道为止，都私下卖官，以饱私囊。权臣秦桧“喜赃吏，恶廉士”，“贪墨无厌，监司、帅守到阙，例要珍宝，必数万贯，乃得差遣”，这是各路安抚使、转运使之类大员的买实职差遣价格。“及其赃污不法，为民所讼，桧复力保之。故赃吏恣横，百姓愈困”。
元世祖主政尚是元朝较好的时期，然而宠臣阿合马“用事日久，卖官鬻狱，纪纲大坏”。“江左初平，官制草创，权臣阿合马纳赂鬻爵，江南官僚冗滥为甚，郡守而下佩金符者多至三、四人，由行省官举荐超授宣慰使者甚众，民不堪命”。另一宠臣桑哥也私下卖官，“在相位巳久，专恣日甚，诬陷忠良，卖官鬻狱，设计局以求遗利，毒及编民”。“卖官?下有定价，上自朝廷，下至州县，纲纪大坏，在官者以掊刻相尚，民不堪命，往往起为盗贼”。“凶焰薰灼，海内震慑，其官人也，必陈状纳贿而後遣”。两人的卖官，成为当时的一大弊政。
明朝如中期的奸臣严嵩，“吏、兵二部每选，请属二十人，人索贿数百金，任自择善地。致文武将吏尽出其门”。“不才之文吏，以赂而出其门，则必剥民之财，去百而求千，去千而求万，民奈何不困。不才之武将以赂而出其门，则必克军之饷，或缺伍而不补，或逾期而不发，兵奈何不疲”。明朝的宦官势力颇大，也往往“卖官鬻爵，无所不至。明末崇祯皇帝说：“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闻选官动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的有好官？肯爱百姓。”吏部和兵部掌管着绝大部分官员的任免，当时已近乎无官不借债以买，不受贿以卖的地步。
据汪景祺记载，清朝康熙、雍正时，有一贪官张鹏翮，虽然在官场屡受挫折，却又善於运用手腕，而重行升迁。他“以重贿结铨曹之好货者，适大理寺少卿员缺，吏部巧於立言，云除张某。系奉旨停升之员，不行开列，外奉旨，张某补授大理寺少卿。其得官皆不以正”。他家有悍妇，“夫人之性最贪”，他出任“浙抚、河督时，卖狱鬻官，几於对开幕府”。他的子孙“凡吏部事，无不关通受贿”。其孙“以捐纳为广东布政司，经历龌龊，鄙秽无志”。乾隆帝在查办甘肃王??望、王廷赞等贪污案时说：“王??望既为嘱托属员捐监，自必又有加捐官职，铨选地方之人。若辈出身既不可问，倘任以地方事务，必致贿赂公行，毫无忌惮，于吏治官方大有关系，不可不彻底查办。”他们固然是私下受贿卖官，用的却是制度性的捐官名义。
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贪污腐化是阶级社会的痼疾，是一切剥削和统治阶级的通病。只要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剥削和压迫存在，如贪官、官迷之类现象就势不可免。至于就中国古代卖官鬻爵的出现和发展而论，至少有三个普遍性的条件：一是商品经济的某种程度发展，使官爵可以成为商品；二是官爵成为肥缺，方得有愿意买官的可能；三是自秦汉以来，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各种形式的官员等级授职制，方得有卖官的可能。马克思主义是主张直接选举制，而否定各种形式的官员等级授职制，诚如马克思早已在总结巴黎公社原则时所昭示：“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马恩选集》第2卷第376页）。因为等级授职制正是各种官场腐败，也包括卖官现象的温床和根源。古代公开的卖官制度的创设和发展，虽然各代不同，但大体都是与财政，特别是财政的困难密切相关的。然而豪贵和官员的私下卖官，则随着各级官员辟举制的削弱，中央授官制的发达而开拓了更大的空间，故更加兴盛。私下卖官其实也很难用得上“非法”两字，特别如唐中宗时的“墨敕斜封”。但是私下卖官更体现了超越制度规定的非制度化的人治的特点，这在专制政体的官员等级授职制下具有必然性。一个时代的卖官，总是与政治的昏暗和腐败程度成正比，总是成为一个时代政治昏暗和腐败程度的重要标尺。《太平御览》卷837引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中，早已总结出“鬻官者，欲民之死”的名言，因为卖官的结果，无非是纵容买官者加倍贪黩。他们不仅要偿还买官的成本，还须追加利息，多多益善，其结果无非是不遗馀力地刻剥百姓。依据古代的儒家舆论，腐恶的卖官现象，也与中国自古相传的各种可怕而可憎的政治遗传基因一样，是作为反面事物而受谴责的，处於无理地位。但另一方面，卖官现象仍是滋生不息，且有变本加厉之势。其故非它，既然上述产生卖官现象的社会政治条件一直存在，即卖官现象有丰厚的滋生沃土，又如何能做到正本清源式的根治呢？这是研究古代卖官应得的教训。
注释：
《史记》卷6《秦始皇纪》。
《隋书》卷24《食货志》。
《晋书》卷45《刘毅传》。
《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四月己亥，《宋会要》职官55之34，方域8之2—3。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卷14。
《直讲李先生文集》卷27《寄上范参政书》。
《宋朝诸臣奏议》卷70《上哲宗乞清入仕之源》。
《宋会要》职官55之41－42。
《新唐书》卷4《中宗纪》。
《旧唐书》卷51《韦庶人传》。
《资治通鉴》卷263。
《会编》卷31《中兴姓氏奸邪录》。
《伪齐录》卷上。
《会编》卷140
《会编》卷220《中兴遗史》，《要录》卷169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丙申。
《元史》卷163《张雄飞传》。
《元史》卷132《昂吉儿传》。
《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江浙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赠太傅安庆武襄王神道碑》。
《松雪斋文集》卷7《故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平章军国事行御史中丞领侍仪司事赠纯诚佐理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鲁国公谥文贞康里公碑》。
《勤斋集》卷3石天麟神道碑铭。
《明史》卷210《王宗茂传》。
《明史》卷304《宦官传》。
《春明梦馀录》卷48。
《读书堂西征随笔·遂宁人品》。
《钦定兰州纪略》卷14。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熊利民 215000）
北京市征兵工作若干规定（已废止）
北京市征兵工作若干规定
市人大
第一条 为了加强国防建设，保障征兵工作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征兵工作条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户籍在本市的公民和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第三条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是公民的光荣义务。
征集新兵，是加强部队建设、巩固国防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第四条 本市每年的征兵人数、范围、时间和要求，由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戌区根据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当年的征兵命令规定。
第五条 本市的征兵工作在上级军事机关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由市兵役机关组织实施。
征兵期间，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组织兵役机关和公安、民政、卫生劳动、教育、财政、交通运输等部门成立征兵办公室，负责办理本行政区域的征兵工作。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区、县人民政府的安排和要求，负责本单位、本地区的征兵工作。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以及宣传、新闻单位，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积极配合征兵办公室做好征兵工作。
第六条 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加强征兵的宣传工作，广泛开展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依法服兵役的教育，做好应征公民的思想政治工作，鼓励他们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积极报告应征。
第七条 本市实行征兵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八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区、县兵役机关的安排和要求，设立兵役登记站，做好兵役登记的组织工作。
每年12月31日以前年满18岁的男性公民，都应当在当年9月30日前依法进行兵役登记。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在单位或者单位所在地的兵役登记站进行登记，其他公民在户籍所在地的兵役登记站进行登记。
第九条 经过兵役登记的公民，由兵役机关发给兵役登记证。
户籍在本市的适龄男性公民在招工、招干、招生应招以及申请工商营业执照时，必须持有兵役登记证。
征兵期间，单位应当暂停招用当地征兵办公室确定的征兵对象。
第十条 当地征兵办公室确定的征集对象因名额限制未被征集入伍的，一年内各单位在招工、招干、招生时，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招用、录取。
第十一条 在职职工被批准服现役的，由原单位发给批准入伍当月的全部工资、奖金、各种补贴和年终奖。其中是合同制职工的，经本人同意，原单位应当按服现役年限顺延原合同期。
第十二条 被征集服现役的公民及其家属，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受到国家和人民群众的优待。公民服现役后在原户籍所在地或者原所在单位享受优待金。优待金的补助标准和统筹、发放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被征集服现役的公民退出现役后，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单位应当按照从优的原则给予妥善安置。
第十三条 义务兵在服役期间立功的，区、县、乡、镇人民政府和原所在单位给予奖励；有突出贡献的，还可授予荣誉称号。
第十四条 对在征兵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五条 有服兵役义务的公民拒绝、逃避兵役登记，应征公民拒绝、逃避征集，经教育不改的，分别给予处理：是在职职工的，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是从事个体经营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暂停营业直至吊销营业执照；是城镇待业青年、农村青年的，有关单位和部门一年
内不予招工、招干、招生，不办理营业执照。对情况严重者，基层人民政府可以令其缴纳相当于当地一个义务兵优待金1倍至3倍的强制金。
第十六条 单位招用、录取有拒绝、逃避兵役登记或者拒绝、逃避征集行为的适龄男性公民，由区、县、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责令改正； 情节严重的， 由区、县人民政府处以5000元至20000元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
予行政处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违反本规定办理营业执照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七条 对于征兵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不落实未完成征兵任务，或者不如实申报适龄公民人数，对公民参加兵役登记或者征集设置障碍的单位及其直接责任人员，按照市人民政府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八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征兵工作中收受贿赂、营私舞弊、玩忽职守，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1993年8月1日起施行。
1993年6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