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马鞍山市公务员参加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教育资助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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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马鞍山市公务员参加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教育资助暂行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马鞍山市公务员参加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教育资助暂行办法》的通知(马人才[2005]4号)
当涂县、各区委，市直各部门党委（党组）:
现将《马鞍山市公务员参加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教育资助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马鞍山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2005年12月30日
马鞍山市公务员参加硕士、博士研究生
学位教育资助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全面加强我市公务员队伍能力建设，提高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根据《中共马鞍山市委、马鞍山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若干意见》(马发[2004]11号)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通过个人、单位和政府多元投入鼓励公务员参加研究生学位教育。市人才资源开发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人才专项资金）每年列出专项经费用于资助公务员参加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教育。本办法对人才专项资金资助公务员参加研究生学位教育有关情况作出规定。
第三条 本办法资助的研究生教育是在职或半脱产性质的管理类专业或其它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的紧缺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教育或学历学位教育。
第四条 本办法资助对象为我市市直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人员（不含垂直管理部门公务员），申请研究生教育资助人员（以下简称申请资助人员）应具备在我市工作满3年，且在机关工作满一年以上工作经历。
第五条 申请资助人员须经上级调学或组织推荐并参加入学考试被正式录取。
第六条 申请资助人员须提供以下材料：
（一）入学材料（含学校招生简章和入学录取通知书）；
（二）所需全部学费的证明材料；
（三）经所在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填写的《马鞍山市参加研究生学位教育资助人员推荐表》；
（四）本人与单位签定毕业后继续在本单位工作3年以上（组织上调动的除外）的协议书。
第七条 申请资助人员所在单位将上述材料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人才办），市人才办对有关情况进行审核。
第八条 市人才办审核同意后，向市财政局提出用款计划并通知申请资助人员，市财政局将款拨至申请资助人员所在单位，申请资助人员携市人才办所开介绍信到本单位以个人借款名义领取资助金额，学习结束取得相应学位证书后，凭相关发票到本单位报销。
第九条 实行分类资助原则：
（一）申请资助人员参加的是研究生学位教育，由市人才专项资金资助全部学费的40%。
（二）申请资助人员参加的是同时取得学历和学位的研究生教育，由市人才专项资金资助全部学费的50%。
（三）资助金额每人最高不超过2万元。
第十条 被资助人员在学习期间及协议服务期内出现以下情况，必须返还所资助的学费：
（一）本人学习不努力，未能完成学业或未能获得学位证书；
（二）违反单位有关规定被单位除名的；
（三）违反协议，毕业后在规定期限内离开本单位工作的（组织上调动的除外）。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人才办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当涂县和各区可依据本办法，制定各自相应的政策。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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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藏族社会的经济法律
李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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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藏族社会经济法律的内容十分丰富，并表现出多元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藏族习惯法、藏区成文法和国家制定法三个层面上。本文首先从盟会习惯法、自然与生态保护习惯法、经济责任习惯法、以罚代刑习惯法四个方面考察了藏族习惯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然后考察了吐蕃时期和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政权成文法典中的经济法律规范，还论述了宋元明清中央政权在藏区的经济立法，最后指出历史上藏族社会的经济法律是藏汉蒙多民族法律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因此，藏族经济法律文化包含着巨大的法理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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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的先民早在4000多年前就繁衍生息在青藏高原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到元朝时逐渐形成一个居住地域相对固定、语言大体统一、具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藏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法律文化。其中的经济法规范上起吐蕃王朝，下至解放前，一直贯穿于其成文法和习惯法中，并在实践中规制着藏族社会经济生活。
为论述方便，笔者将从藏族习惯法、藏区成文法及国家制定法三个层面探讨其中所包含的经济法律规范。
一、藏族习惯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对藏族社会经济的规制
早在吐蕃王朝之前，青藏高原各部落在固有习惯基础之上形成了稳定的习惯法规范。吐蕃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一方面通过习惯法来保持与各民族部落的领属关系，另一方面将一些习惯法吸收到王朝统一的法律之中，使之上升为成文法，作为在吐蕃王朝控制区域普遍适用的法律规范。可以说，习惯法是吐蕃法律的渊源之一。之后经宋元明清等局部或统一的中央政权时代，部分习惯法经受住了法制文明的洗礼，尤其是其中的经济法律规范，在藏族社会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藏族习惯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盟会习惯法
早在藏族处于原始社会时期，各部落为了联合起来保护自己、打击他人，经常以“盟会”的形式聚集在一起，其政治联盟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到了吐蕃王朝时期，随着青藏高原统一程度的加强，盟会制度不仅反映王朝与部落的领属关系，更主要的是将双方的经济关系法律化。一方面，王朝保护各部落的经济利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各部落应向王朝交纳一定数量的牲畜或其他财产作为经济义务。盟会已成为清查财产、征收赋员的重要手段。王朝越强大，这种经济权利和义务关系越稳定。相反，在王朝日渐衰落的情况下，各部落则表现出不尽经济义务，时叛时服的情形。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赞普与臣下每年一小盟……三年一大盟，杀犬、马、牛、驴为牲，咒曰：尔等咸须同心共力，共保我家，惟天地神祗共知尔志，有负此盟，使尔等身体屠裂，同于此牲。”直到清朝末年，青海藏族部落还按这种习惯会盟，到期不赴盟，要受到惩罚。《番例》第六条规定：凡会盟已给传知，如有推故不到者，千户等罚犏牛13条，百户等罚犏牛6条，管束部落之百长等罚犏牛5条。①由此也可以看出习惯法向成文法演变的历史轨迹。到了11世纪角厮???ㄐ似鹨院螅?形尥瓯傅某晌姆?桑??峭ü?懊耸摹薄凹捞臁钡男问嚼次?滞跞ㄓ氩柯渲?涞某际艄叵担?匀繁Ｍ醭?恼?尉?美?妗?br> （二）自然与生态保护习惯法
世居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自古就形成了保护自然和生态的习惯。尤其在佛教成为主导性宗教之后，由于受“佛戒杀生”禁忌之影响，他们一般不捕杀野生动物，诸如河鱼、秃鹫 、田鼠、黄羊等。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习惯逐渐上升为具有一定强制力的普遍适用的习惯法。后来，这种习惯法还以成文法的形式颁行和宣讲，历代达赖和历任摄政每年宣讲《日垄法章》，规定不许伤害山沟里除野狼以外的野兽、平原上除老鼠之外的生物，违者皆给予不同惩罚的禁令。理塘毛垭地区的土司规定：不能打猎，不准伤害有生命的东西，否则罚款。打死一只公鹿罚藏洋100元，母鹿罚50元，藏羊（或岩羊）罚10元，獐子（或狐狸）罚30元，水獭罚20元。①理塘木拉地区禁止人们挖药材，不论挖多少，是否挖到，也不管是在自己的地里或他人的地里，都要罚款。1人挖药材罚30藏元，2人罚60藏元，余类推。理塘拉木地区不准砍神树，也不准到其他头人辖区内砍柴，对上山砍柴者罚藏元12-30元，越界砍柴者除罚藏洋10元外，还得退回所砍的柴，并没收砍柴工具②。显然，藏民族很早就意识到自然和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作用而加以保护。由于高原地区特殊的脆弱的生态遭到破坏，是很难恢复的，所以藏族习惯法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反映了藏民族法律文化的地域特点和科学性。在草原保护方面，“轮牧”是千百年来不变的非正式制度，也是藏民族保护草场，促进牧业良性发展的习惯法。搬迁轮牧的日子，也要遵从这种无形的法律，由部落首领择定良辰吉日统一进行，对早搬、迟搬、错搬者均给予经济处罚。
（三）经济责任习惯法
自古以来，青藏高原地区地广人稀，也许是基于对人的价值的肯定，藏族习惯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通过经济法律责任来追究违法犯罪的责任，人身罚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适用。这主要体现在藏族习惯法中用财产处罚来解决民事纠纷、经济纠纷。
藏族习惯法规定，偷盗者应当负经济赔偿责任。凡偷盗者一经发现并抓获，要向头人交忏悔费马一匹、枪一支，向户长交忏悔费枪一支。许多部落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伦理道德秩序，规定治内盗严、治外盗宽的原则。在部落内部犯窃，窃平民财产者没收一半家产；窃牧主、头人财产者，没收全部财产。在外部落行窃，被抓获后应当返还所得，罚半个银元或相当的财物。偷牧主和头人财物的，赔罚九倍，偷平民财物的，赔罚三倍。
对抢劫行为，藏族习惯法经历了从鼓励认可到限制禁止的历史变迁过程。最初的藏族习惯鼓励本部落人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外部落实施抢劫，这反映出特定生产力水平阶段和历史时期人类为生存而奋斗的历史现实。随着各部落交往的频繁和统一程度的加深，藏族习惯法规定：凡抢劫者，都要受到经济处罚。青海果洛部落法规定，袭击牧地，给头人悔罪金5品，马枪15支；什长悔罪金2品，马枪15支；低头费上等5品，马枪25支；中等3品，马枪15支；下等2品③。
（四）以罚代刑习惯法
这是藏族习惯法的一大特色。最典型的是盛行在青海、西藏等地的“赔血价”制度。所谓“赔血价”，就是杀人犯或其亲属只须向受害人及其亲属支付一定数量的财产（包括牲畜、枪支、金帛等，以补偿受害者家属的经济和精神损失，就不再实行血族复仇或追究刑事责任的习惯法制度。所谓“赔血价”，就是致害人及其家属向受害人及其家属支付一定数的财产以示和解的一种习惯法制度。据考证，赔命价、赔血价源于松赞干布时期西藏的《法律二十条》①。到十一世纪初，青海果洛藏族部落以此为母本，制定了《红本法》，将《法律二十条》中的杀人者抵命，修改为“赔命价”，并衍生出“赔血价”。命价和血价的高低，取决于受害人地位的高低和财富的多寡。其中青海果洛莫坎部落的习惯法规定：命价分为三个等级，一般以男性等级而论，凡属于部落内部伤害死亡者，根据死者身份的高低贵贱确立命价等级。头等命价是指受害者为官僚、贵族及其嫡系亲属。其金额采取九九制（81只羊），九五制（45头牦牛）和九三制（27头犏牛）。二等命价的受害者为一般小吏和生活富裕的牧民，金额一般为300头牛。三等命价的受害者为贫民，仅150头牛。三个等级的女性命价仅为男性命价的一半。②其赔血价制度更加完备详细，共分为三个等级的六种赔血价。例如头等男性活命价规定：牧民在头人面前抓刀柄，即罚81匹土布；二等活命价规定：牧民在小头人、小牧主面前拔出腰刀准备动武时，罚45匹土布；三等男性活命价规定：牧民之间打架，罚血价27匹土布。并且规定了许多赔偿名目，如调头费（指加害人认罪赔偿，使被害人的亲属从势不两立的复仇感情上调回头来实现和解）、悔罪费、孤儿捶胸费、寡妇拭泪费、兄弟失膀费、本家失亲费、受害者铺垫费等，不一而足。藏族习惯法普通规定：为了本部落的利益而杀死外部落人的，命价由本部落公众负担，这叫做“僧人费用家摊”，无故杀死外部落人的，命价由杀人者及其家属承担，这叫做“乌鸦中箭自己痛”。杀死本部落人的，命价由自己和家属承担。一般地，命价分为三部分：调头费、命价正额和煞尾费（意思是双方冤仇从此了结，永不追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藏族历史的演变，这种习惯法广为流传，大有习惯法回潮之势。直到近代，藏族仍盛行杀人赔命价、伤人赔血价，用罚服代替复仇。具体做法是：按照被害人之身份，以为赔偿之差。重者赔百金，轻者半之，折交茶包之类，外给马一匹、鸟枪一、刀一而已。或曰：轻者，罚茶八十包，约值银三百两；重者，罚出经卷一百八帙，约值银六百两；最重罚出经卷及他物，值银十两以上。其不能偿者，由本村之人担任。到了现代，命价少则一两万，多者数万，血价一般在数千不等。这种不以生命相抵，而是以财产相赔的习惯法似乎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但在藏族地区，它为有财产、有地位的统治者擅杀枉伤提供了方便，其阶级性和实质上的不平等性是违背人类理性的，也是与现代法制格格不入的。目前，在我国的藏族地区，由于对本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心理认同，对现行法制的不信任和隔膜，加上相对宽松的民族区域自治环境和“因俗而治”的传统惯性的存在，藏族地区的“以罚代刑”的习惯法复活，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与尊严。具体讲，它与我国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也不符合《刑法》第36条和第90条的规定。笔者认为，国家在这方面应当通过司法解释或地方立法来解决问题。
二、藏区成文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对藏族社会经济的规制
（一）吐蕃时期的经济法律规范
藏族比较系统的成文法的出现，一般认为从松赞干布始，它是在文字出现以后，统治者在原有部落习惯法的基础上经过法律制定程序而形成的，这也符合法的产生的一般规律。藏族在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于公元629年颁行了《法律二十条》，主要针对吐蕃社会的基本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法律规范加以调整。其中对民事经济生活的调整主要通过“盗窃”一条加以规范。据《西藏通史》记载，松赞干布在建立吐蕃王朝以后，就着手创建其成文法系统，史称“基础制”。根据以后史家的研究，认为“基础制”是以六大法典（即六六大计法、度量衡标准法，伦常道德法，敬强扶弱法，判决势力者的法律和内库家法）为核心的基础三十六制度。其中农牧管理方面的法律和度量衡标准法是典型的经济法制度。由于受史料限制，其内容尚无法考证。也有史家追述松赞干布时期制定的法律叫《六类大法》，又称《吐蕃六法》。其主要内容是：（1）《以万当十万之法》，（2）《十万金顶具鹿之法》，（3）《王朝准则之法》，（4）《扼要决断之法》，（5）《权威判决之总法》，（6）《内府之法》。其中的《十万金顶具鹿之法》即度量衡位差之法，管理度量衡。这相当于现代经济法中的《计量法》。据载，当时已有升、两、合、勺、钱、分、厘、毫等法定的度量衡规范单位和器具。除《六类大法》外，《六决议大法》也是吐蕃时期的重要法律，其中的经济法主要有两条：一是供养王者、献纳赋税之法，相当于现代经济法中的税法。二是关于保护农田的法，规定任何人不得驰马穿越田园。到了芒松芒赞统治时期，随着领土的扩大，社会问题愈加复杂，社会关系对法律的需要日益迫切，因而迎来了吐蕃社会的又一个立法高峰。据《贤者喜宴》记载，当时已有《以万当十万之法》、《王朝准则之法》①，《纯正大世俗十六条及戒十恶法》及《三法》。最有名的当属《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71号《狩猎伤人赔偿律》，P.t.1073号《纵犬伤人赔偿律》和P.t.1075号《盗窃追偿律》②，集实体法和程序法于一身，建立了相当完备的经济赔偿法律制度。尽管这些法律用现代法学的眼光看应是民事法律，并带有刑罚的色彩，但其经济责任制度是毋容置疑的。这些法律大部分已经佚失，但它反映了吐蕃法律的局部面貌。其中的《狩猎伤人赔偿律》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吐蕃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关系。其中规定：“大藏和王室民户所有武士及与之命价相同之人，被一切庸和蛮貊之人、囚徒等有因狩猎射中，无论死亡与否，放箭人起誓非因挟仇有意伤害，可由辩护人十二人，连同本人共十三人共同起誓，如情况属实，其处罚与《对仇敌之律令》同。查明实情受害人中箭死亡，赔命价银150两，由受害人和佐证人平分。无佐证人则全归受害人。受害人中箭未亡，赔偿医药，食品（银）30两。由受害人和佐证人平分……王室民户一切庸及尚论和百姓之耕奴，蛮貊囚徒等人，被尚论黄铜告身以下和与之命价相同之人因狩猎身中……，如受害人中箭身亡，赔偿命价银200两，由受害人和佐证人平分。无佐证人，200两全归受害人。若受害人中箭未死，赔偿100两，由受害人和佐证人平分……”③。
吐蕃法律明确保护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土地、牧场等生产资料归王室的所有制形式。王室将土地和牧场赏赐给贵族官僚，通过奴户为其耕种，并向王室交纳赋税，向贵族交纳地租。农牧民可以从政府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和牲口从事生产，因而对政府承担赋税和劳役。吐蕃各级政权都设有“农田官”，专门管理土地事务。①赞普对各部酋长和贵族大臣的土地、奴户和居民进行分封、调整和没收，频繁地清查田地、清点人畜、划定地界、牧场、调集差赋。任何人要转让，赠与土地和居民，必须经赞普首肯，以诏令、命令和法令等成文法形式加以合法化。《尚蔡邦江浦建寺碑》记载：“设或一时尚·聂多子嗣断绝，一切所辖之地，所领之属民赞普不再收回，亦不转赐他人，均增赐为此神殿之顺缘，如此颁诏矣。”②赞普王室作为最大的土地和牧场所有者，对土地、牧场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力。王室把土地和牧场分封给大领主，大领主再分封给小领主，直到“庸奴”手中进行耕种、使用，并向领主纳页赋，支服差役，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分封制。
吐蕃时期的经济法律还反映在赋税和差役方面。根据《吐蕃简牍综录》的反映来看，赋税法规定了三种方式，一是按土地数量来交纳农业产品地租。“……百姓的年成不好，上等庸奴一‘多热’土地只交5克青稞，5克麦子”③。第二种方式是按户计征税赋。赋税法规定“吐谷浑上万人部落……每户征收5升（青稞）④”。第三种方式是劳役地租，如赋税法规定：“寺庙的财产有二十屯半，可征收劳役财物”。⑤对于牧民的赋税征收，由于史料欠缺，无法确定。但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及至牛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东赞于“祜”定“牛腿税”。可见按畜交纳肉类赋税是吐蕃法律曾明确规定了的。
（二）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政权的《十五法》、《十六法》和《十三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
十一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政权格局的变迁，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逐渐在西藏确立。，萨迦政权的建立结束了西藏地方长期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的局面，为藏族统一的法制奠定了政治基础。该政权要求下属各部落“尔可令尔所部七蕃民户善习法规，吾当使其乐业安居者，”以达到“自觉奉法，邦土叨光。”随着萨迦政权的日益腐朽，公元1349年，绛曲坚赞结束了萨迦政权，并使各部落相继臣服纳贡。为了适应调整社会关系的需要，整顿法度，他又根据佛教《十善法》的精神，在原萨迦政权法律的基础上，制定了简明的《法律十五条》，又称《十五法》。目前的史料尚无《十五法》详细内容的记载，但《续藏史鉴》和《西藏王臣记》等史料记载了其篇各。其中的《懦夫狐狸律》是关于对懦弱的人加以扶助的法律，带有当代经济法中“社会保障法”的性质。《使者脚钱律》是对贪污的官吏予以处罚的法律。但根据日本学者山口瑞风的研究，认为它是关于因怠交缓交或拒交赋税和罚金时，官吏出差强制执行时，其经费负担的范围。⑥《盗窃追偿律》主要是关于对盗窃者追究经济赔偿责任的法律规范，更应属于民事法律的范畴，然而，在封建农奴制时代，由于受所有制性质的制约，法律主要保护封建主阶级的经济利益，因而其经济法性质是极其鲜明的。《半夜前后律》实际上是关于农牧业生产以及商业活动方面的法律，是典型的经济法。也有学者⑦根据明代《十六法》推定《半夜前后肆》是有关借贷责任和契约关系的法律。
明朝末年，帕摩主巴政权被推翻，彭措南杰建立了第悉藏巴地方政权，又称噶玛政权。社会变革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化，使法制的变化成为不可避免。因此，噶玛丹迥旺布下令由地方长官贝色利用藏族传统法律资源、伦理道德资源、宗教禁忌，并直接参照吐蕃王朝法律和《十五法》，制定了《十六法》。在立法体例上，《十六法》直接继承了《十五法》的传统体例，甚至许多律名都是从《十五法》中直接照搬而来。（清代为藏地区的《十三法》又是以《十五法》《十六法》为蓝本，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为论述方便，一并列入对照表中。）见下表：
篇名
十五法律名
十六法律名
十三法律名
1
英雄猛虎律
英雄猛虎律
镜面国王律
2
懦夫狐狸律
懦夫狐狸律
3
地方官吏律
地方官吏律
4
听讼是非律
河南省安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安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安阳市行政调解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及有关单位：
《安阳市行政调解工作暂行规定》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安阳市行政调解工作暂行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推动全市行政机关主动、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行政调解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有关政策的规定，对与本机关行政职权有关的、因行政管理而产生的行政争议，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产生的与本机关行政职权有关的民事纠纷，在被调解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居间协调。
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政府各部门及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其他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开展行政调解工作，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行政调解的范围：
（一）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因行政管理产生的行政纠纷；
（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产生的与行政机关行政管理职能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民事纠纷。
第五条行政调解工作应当遵守下列原则：
（一）自愿原则。行政调解要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不得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方式或调解结果；
（二）合法原则。行政调解要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不得侵犯国家利益，不得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三）平等原则。行政调解机关应当充分尊重行政管理相对人自愿、充分、真实地表达自己意愿和诉求的权利，公正、公平的调处争议纠纷。行政机关在作为被调解一方时，与管理相对人在调解过程中地位平等；
（四）积极主动原则。行政机关应增强行政调解意识，主动排查、化解行政争议，探索研究化解行政争议的新机制，主动加强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信访调解组织的沟通配合；
（五）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行政机关对与本机关行政管理职权有关的纠纷负责调解；
（六）中立原则。行政机关不得偏向任何一方，既要兼顾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要说服各方当事人互谅互让，相互理解；
（七）依法处理原则。对不属于行政调解范畴的纠纷以及经行政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纠纷，行政机关应及时作出处理决定；
（八）便民高效原则。行政机关要便民、高效地化解矛盾纠纷，使各方当事人的矛盾纠纷获得快捷、简便、有效、成本低廉的解决。
第六条经行政机关调解达成的行政调解协议，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行政调解协议。
第七条在行政调解活动中，纠纷当事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自主决定接受、不接受或者终止调解；
（二）申请有关行政调解人员回避；
（三）表达真实意愿；
（四）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五）可委托代理人参加调解。
第八条在行政调解活动中，纠纷当事人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一）如实陈述纠纷事实，不得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二）遵守调解规则；
（三）不得加剧纠纷、激化矛盾；
（四）自觉履行调解协议。
第九条行政机关调解纠纷，应当防止矛盾激化。
第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建立行政调解室，确定行政调解协调机构和行政调解人员，并在办公场所公布调解人员名单和人员基本情况。
第二章行政调解的启动
第十一条行政机关调解矛盾纠纷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调解对象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二）该矛盾纠纷与该机关行政职权有关；
（三）该矛盾纠纷具有可调解性。
第十二条行政机关应当主动调解矛盾纠纷。行政机关处理矛盾纠纷时应当主动告知当事人有申请行政调解的权利。
第十三条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启动行政调解程序。当事人申请行政调解，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当事人口头申请行政调解的，行政机关应当制作口头申请笔录。
第十四条行政机关在征得各方当事人的同意后，启动行政调解程序并及时告知当事人。
行政机关收到行政调解申请后，应当认真审查有关材料，符合条件的，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启动行政调解程序并及时告知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不同意行政调解，或者虽然同意行政调解，但不属于行政调解范畴的，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解决纠纷的渠道。在未启动行政调解程序前，矛盾有可能激化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缓解疏导措施。
第十五条对两个以上行政机关都收到行政调解申请的，由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办理；对两个以上行政机关都有管辖权的，由先收到行政调解申请的行政机关办理。行政机关对管辖权产生争议的，由市、县（市、区）行政调解工作办公室指定管辖。
第十六条行政调解程序启动后，调解人员应当提前将行政调解时间、地点通知当事人。
第三章 行政调解的进行
第十七条对重大复杂的争议案件，行政机关的相关负责人应当主持行政调解；其它争议案件，由当事人选择调解人员或行政机关负责人指定调解人员进行行政调解。
第十八条行政机关调解纠纷，根据需要可以邀请有关单位、专业人员或者其他个人参加，被邀请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予以支持。
第十九条行政机关调解纠纷，应注意保护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
第二十条调解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代理人有近亲属关系的；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纠纷处理的。
当事人发现调解人员有应当回避情形的，可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其回避；调解人员认为自己不宜调解本纠纷的，应当自行申请回避。
行政机关负责人决定调解人员的回避。
第二十一条行政调解开始时，调解人员应当宣布行政调解纪律，核对当事人身份，宣布当事人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宣布行政调解人、记录人的身份，询问当事人是否要求回避。
第二十二条行政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应当提出证明事实的证据，并对所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负责。调解人员依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本行政机关在行政调解过程中收集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找准纠纷的焦点和各方利益的连结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开展耐心、细致的说服疏导工作，促使各方当事人互谅互让，消除隔阂，引导当事人达成解决纠纷的行政调解协议。
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调解时，需要当事人所在基层人民调解组织配合的，可以向当事人所在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发出邀请。当事人所在基层人民调解组织接到行政机关邀请后，应当指派调解员配合行政机关开展调解。
第二十四条行政调解达成协议的，由各方当事人签订行政调解协议书。行政调解协议书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行政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字之日起生效。行政调解协议书一般应载明下列事项：
（一）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二）纠纷事实、争议焦点及各方责任；
（三）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四）履行协议的方式、地点、期限；
（五）当事人签名、调解人员签名。
行政调解协议书由各方当事人分别保留一份，行政机关存档一份。
第二十五条经行政调解达不成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终止行政调解，并出具终止行政调解通知书。根据案件性质，终止行政调解通知书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寻求相关法律救济途径。属于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的纠纷，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第二十六条达成行政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不履行协议的，当事人可以寻求相关法律救济途径。
第二十七条争议涉及第三人的，应当通知第三人参加。行政调解结果涉及第三人利益的，应当征得第三人同意。第三人不同意的，终止行政调解。
第二十八条行政调解应当自启动之日起30日内终结。遇有特殊情况需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同意，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不得超过10日。法律、法规、规章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九条行政调解案件要按年、月、日归档编号，做到一案一档。文书顺序应为：
（一）行政调解卷宗目录；
（二）行政调解申请书或口头申请笔录；
（三）行政调解告知书；
（四）有关证据材料；
（五）行政调解协议书或行政调解终结材料；
（六）送达回证；
（七）结案报告。
第四章奖励和处罚
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严格履行职责，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对行政调解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应予以表彰奖励。
第三十一条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受理行政调解申请，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履行调解职责，贻误纠纷调处时机，造成恶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或其他严重后果的，由监察部门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二条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调解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三条行政调解工作由各行政机关具体负责，市、县（市、区）行政调解工作办公室对行政调解工作进行指导。
第三十四条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李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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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藏族社会经济法律的内容十分丰富，并表现出多元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藏族习惯法、藏区成文法和国家制定法三个层面上。本文首先从盟会习惯法、自然与生态保护习惯法、经济责任习惯法、以罚代刑习惯法四个方面考察了藏族习惯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然后考察了吐蕃时期和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政权成文法典中的经济法律规范，还论述了宋元明清中央政权在藏区的经济立法，最后指出历史上藏族社会的经济法律是藏汉蒙多民族法律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因此，藏族经济法律文化包含着巨大的法理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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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的先民早在4000多年前就繁衍生息在青藏高原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到元朝时逐渐形成一个居住地域相对固定、语言大体统一、具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藏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法律文化。其中的经济法规范上起吐蕃王朝，下至解放前，一直贯穿于其成文法和习惯法中，并在实践中规制着藏族社会经济生活。
为论述方便，笔者将从藏族习惯法、藏区成文法及国家制定法三个层面探讨其中所包含的经济法律规范。
一、藏族习惯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对藏族社会经济的规制
早在吐蕃王朝之前，青藏高原各部落在固有习惯基础之上形成了稳定的习惯法规范。吐蕃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一方面通过习惯法来保持与各民族部落的领属关系，另一方面将一些习惯法吸收到王朝统一的法律之中，使之上升为成文法，作为在吐蕃王朝控制区域普遍适用的法律规范。可以说，习惯法是吐蕃法律的渊源之一。之后经宋元明清等局部或统一的中央政权时代，部分习惯法经受住了法制文明的洗礼，尤其是其中的经济法律规范，在藏族社会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藏族习惯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盟会习惯法
早在藏族处于原始社会时期，各部落为了联合起来保护自己、打击他人，经常以“盟会”的形式聚集在一起，其政治联盟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到了吐蕃王朝时期，随着青藏高原统一程度的加强，盟会制度不仅反映王朝与部落的领属关系，更主要的是将双方的经济关系法律化。一方面，王朝保护各部落的经济利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各部落应向王朝交纳一定数量的牲畜或其他财产作为经济义务。盟会已成为清查财产、征收赋员的重要手段。王朝越强大，这种经济权利和义务关系越稳定。相反，在王朝日渐衰落的情况下，各部落则表现出不尽经济义务，时叛时服的情形。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赞普与臣下每年一小盟……三年一大盟，杀犬、马、牛、驴为牲，咒曰：尔等咸须同心共力，共保我家，惟天地神祗共知尔志，有负此盟，使尔等身体屠裂，同于此牲。”直到清朝末年，青海藏族部落还按这种习惯会盟，到期不赴盟，要受到惩罚。《番例》第六条规定：凡会盟已给传知，如有推故不到者，千户等罚犏牛13条，百户等罚犏牛6条，管束部落之百长等罚犏牛5条。①由此也可以看出习惯法向成文法演变的历史轨迹。到了11世纪角厮???ㄐ似鹨院螅?形尥瓯傅某晌姆?桑??峭ü?懊耸摹薄凹捞臁钡男问嚼次?滞跞ㄓ氩柯渲?涞某际艄叵担?匀繁Ｍ醭?恼?尉?美?妗?br> （二）自然与生态保护习惯法
世居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自古就形成了保护自然和生态的习惯。尤其在佛教成为主导性宗教之后，由于受“佛戒杀生”禁忌之影响，他们一般不捕杀野生动物，诸如河鱼、秃鹫 、田鼠、黄羊等。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习惯逐渐上升为具有一定强制力的普遍适用的习惯法。后来，这种习惯法还以成文法的形式颁行和宣讲，历代达赖和历任摄政每年宣讲《日垄法章》，规定不许伤害山沟里除野狼以外的野兽、平原上除老鼠之外的生物，违者皆给予不同惩罚的禁令。理塘毛垭地区的土司规定：不能打猎，不准伤害有生命的东西，否则罚款。打死一只公鹿罚藏洋100元，母鹿罚50元，藏羊（或岩羊）罚10元，獐子（或狐狸）罚30元，水獭罚20元。①理塘木拉地区禁止人们挖药材，不论挖多少，是否挖到，也不管是在自己的地里或他人的地里，都要罚款。1人挖药材罚30藏元，2人罚60藏元，余类推。理塘拉木地区不准砍神树，也不准到其他头人辖区内砍柴，对上山砍柴者罚藏元12-30元，越界砍柴者除罚藏洋10元外，还得退回所砍的柴，并没收砍柴工具②。显然，藏民族很早就意识到自然和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作用而加以保护。由于高原地区特殊的脆弱的生态遭到破坏，是很难恢复的，所以藏族习惯法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反映了藏民族法律文化的地域特点和科学性。在草原保护方面，“轮牧”是千百年来不变的非正式制度，也是藏民族保护草场，促进牧业良性发展的习惯法。搬迁轮牧的日子，也要遵从这种无形的法律，由部落首领择定良辰吉日统一进行，对早搬、迟搬、错搬者均给予经济处罚。
（三）经济责任习惯法
自古以来，青藏高原地区地广人稀，也许是基于对人的价值的肯定，藏族习惯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通过经济法律责任来追究违法犯罪的责任，人身罚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适用。这主要体现在藏族习惯法中用财产处罚来解决民事纠纷、经济纠纷。
藏族习惯法规定，偷盗者应当负经济赔偿责任。凡偷盗者一经发现并抓获，要向头人交忏悔费马一匹、枪一支，向户长交忏悔费枪一支。许多部落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伦理道德秩序，规定治内盗严、治外盗宽的原则。在部落内部犯窃，窃平民财产者没收一半家产；窃牧主、头人财产者，没收全部财产。在外部落行窃，被抓获后应当返还所得，罚半个银元或相当的财物。偷牧主和头人财物的，赔罚九倍，偷平民财物的，赔罚三倍。
对抢劫行为，藏族习惯法经历了从鼓励认可到限制禁止的历史变迁过程。最初的藏族习惯鼓励本部落人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外部落实施抢劫，这反映出特定生产力水平阶段和历史时期人类为生存而奋斗的历史现实。随着各部落交往的频繁和统一程度的加深，藏族习惯法规定：凡抢劫者，都要受到经济处罚。青海果洛部落法规定，袭击牧地，给头人悔罪金5品，马枪15支；什长悔罪金2品，马枪15支；低头费上等5品，马枪25支；中等3品，马枪15支；下等2品③。
（四）以罚代刑习惯法
这是藏族习惯法的一大特色。最典型的是盛行在青海、西藏等地的“赔血价”制度。所谓“赔血价”，就是杀人犯或其亲属只须向受害人及其亲属支付一定数量的财产（包括牲畜、枪支、金帛等，以补偿受害者家属的经济和精神损失，就不再实行血族复仇或追究刑事责任的习惯法制度。所谓“赔血价”，就是致害人及其家属向受害人及其家属支付一定数的财产以示和解的一种习惯法制度。据考证，赔命价、赔血价源于松赞干布时期西藏的《法律二十条》①。到十一世纪初，青海果洛藏族部落以此为母本，制定了《红本法》，将《法律二十条》中的杀人者抵命，修改为“赔命价”，并衍生出“赔血价”。命价和血价的高低，取决于受害人地位的高低和财富的多寡。其中青海果洛莫坎部落的习惯法规定：命价分为三个等级，一般以男性等级而论，凡属于部落内部伤害死亡者，根据死者身份的高低贵贱确立命价等级。头等命价是指受害者为官僚、贵族及其嫡系亲属。其金额采取九九制（81只羊），九五制（45头牦牛）和九三制（27头犏牛）。二等命价的受害者为一般小吏和生活富裕的牧民，金额一般为300头牛。三等命价的受害者为贫民，仅150头牛。三个等级的女性命价仅为男性命价的一半。②其赔血价制度更加完备详细，共分为三个等级的六种赔血价。例如头等男性活命价规定：牧民在头人面前抓刀柄，即罚81匹土布；二等活命价规定：牧民在小头人、小牧主面前拔出腰刀准备动武时，罚45匹土布；三等男性活命价规定：牧民之间打架，罚血价27匹土布。并且规定了许多赔偿名目，如调头费（指加害人认罪赔偿，使被害人的亲属从势不两立的复仇感情上调回头来实现和解）、悔罪费、孤儿捶胸费、寡妇拭泪费、兄弟失膀费、本家失亲费、受害者铺垫费等，不一而足。藏族习惯法普通规定：为了本部落的利益而杀死外部落人的，命价由本部落公众负担，这叫做“僧人费用家摊”，无故杀死外部落人的，命价由杀人者及其家属承担，这叫做“乌鸦中箭自己痛”。杀死本部落人的，命价由自己和家属承担。一般地，命价分为三部分：调头费、命价正额和煞尾费（意思是双方冤仇从此了结，永不追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藏族历史的演变，这种习惯法广为流传，大有习惯法回潮之势。直到近代，藏族仍盛行杀人赔命价、伤人赔血价，用罚服代替复仇。具体做法是：按照被害人之身份，以为赔偿之差。重者赔百金，轻者半之，折交茶包之类，外给马一匹、鸟枪一、刀一而已。或曰：轻者，罚茶八十包，约值银三百两；重者，罚出经卷一百八帙，约值银六百两；最重罚出经卷及他物，值银十两以上。其不能偿者，由本村之人担任。到了现代，命价少则一两万，多者数万，血价一般在数千不等。这种不以生命相抵，而是以财产相赔的习惯法似乎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但在藏族地区，它为有财产、有地位的统治者擅杀枉伤提供了方便，其阶级性和实质上的不平等性是违背人类理性的，也是与现代法制格格不入的。目前，在我国的藏族地区，由于对本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心理认同，对现行法制的不信任和隔膜，加上相对宽松的民族区域自治环境和“因俗而治”的传统惯性的存在，藏族地区的“以罚代刑”的习惯法复活，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与尊严。具体讲，它与我国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也不符合《刑法》第36条和第90条的规定。笔者认为，国家在这方面应当通过司法解释或地方立法来解决问题。
二、藏区成文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对藏族社会经济的规制
（一）吐蕃时期的经济法律规范
藏族比较系统的成文法的出现，一般认为从松赞干布始，它是在文字出现以后，统治者在原有部落习惯法的基础上经过法律制定程序而形成的，这也符合法的产生的一般规律。藏族在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于公元629年颁行了《法律二十条》，主要针对吐蕃社会的基本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法律规范加以调整。其中对民事经济生活的调整主要通过“盗窃”一条加以规范。据《西藏通史》记载，松赞干布在建立吐蕃王朝以后，就着手创建其成文法系统，史称“基础制”。根据以后史家的研究，认为“基础制”是以六大法典（即六六大计法、度量衡标准法，伦常道德法，敬强扶弱法，判决势力者的法律和内库家法）为核心的基础三十六制度。其中农牧管理方面的法律和度量衡标准法是典型的经济法制度。由于受史料限制，其内容尚无法考证。也有史家追述松赞干布时期制定的法律叫《六类大法》，又称《吐蕃六法》。其主要内容是：（1）《以万当十万之法》，（2）《十万金顶具鹿之法》，（3）《王朝准则之法》，（4）《扼要决断之法》，（5）《权威判决之总法》，（6）《内府之法》。其中的《十万金顶具鹿之法》即度量衡位差之法，管理度量衡。这相当于现代经济法中的《计量法》。据载，当时已有升、两、合、勺、钱、分、厘、毫等法定的度量衡规范单位和器具。除《六类大法》外，《六决议大法》也是吐蕃时期的重要法律，其中的经济法主要有两条：一是供养王者、献纳赋税之法，相当于现代经济法中的税法。二是关于保护农田的法，规定任何人不得驰马穿越田园。到了芒松芒赞统治时期，随着领土的扩大，社会问题愈加复杂，社会关系对法律的需要日益迫切，因而迎来了吐蕃社会的又一个立法高峰。据《贤者喜宴》记载，当时已有《以万当十万之法》、《王朝准则之法》①，《纯正大世俗十六条及戒十恶法》及《三法》。最有名的当属《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71号《狩猎伤人赔偿律》，P.t.1073号《纵犬伤人赔偿律》和P.t.1075号《盗窃追偿律》②，集实体法和程序法于一身，建立了相当完备的经济赔偿法律制度。尽管这些法律用现代法学的眼光看应是民事法律，并带有刑罚的色彩，但其经济责任制度是毋容置疑的。这些法律大部分已经佚失，但它反映了吐蕃法律的局部面貌。其中的《狩猎伤人赔偿律》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吐蕃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关系。其中规定：“大藏和王室民户所有武士及与之命价相同之人，被一切庸和蛮貊之人、囚徒等有因狩猎射中，无论死亡与否，放箭人起誓非因挟仇有意伤害，可由辩护人十二人，连同本人共十三人共同起誓，如情况属实，其处罚与《对仇敌之律令》同。查明实情受害人中箭死亡，赔命价银150两，由受害人和佐证人平分。无佐证人则全归受害人。受害人中箭未亡，赔偿医药，食品（银）30两。由受害人和佐证人平分……王室民户一切庸及尚论和百姓之耕奴，蛮貊囚徒等人，被尚论黄铜告身以下和与之命价相同之人因狩猎身中……，如受害人中箭身亡，赔偿命价银200两，由受害人和佐证人平分。无佐证人，200两全归受害人。若受害人中箭未死，赔偿100两，由受害人和佐证人平分……”③。
吐蕃法律明确保护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土地、牧场等生产资料归王室的所有制形式。王室将土地和牧场赏赐给贵族官僚，通过奴户为其耕种，并向王室交纳赋税，向贵族交纳地租。农牧民可以从政府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和牲口从事生产，因而对政府承担赋税和劳役。吐蕃各级政权都设有“农田官”，专门管理土地事务。①赞普对各部酋长和贵族大臣的土地、奴户和居民进行分封、调整和没收，频繁地清查田地、清点人畜、划定地界、牧场、调集差赋。任何人要转让，赠与土地和居民，必须经赞普首肯，以诏令、命令和法令等成文法形式加以合法化。《尚蔡邦江浦建寺碑》记载：“设或一时尚·聂多子嗣断绝，一切所辖之地，所领之属民赞普不再收回，亦不转赐他人，均增赐为此神殿之顺缘，如此颁诏矣。”②赞普王室作为最大的土地和牧场所有者，对土地、牧场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力。王室把土地和牧场分封给大领主，大领主再分封给小领主，直到“庸奴”手中进行耕种、使用，并向领主纳页赋，支服差役，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分封制。
吐蕃时期的经济法律还反映在赋税和差役方面。根据《吐蕃简牍综录》的反映来看，赋税法规定了三种方式，一是按土地数量来交纳农业产品地租。“……百姓的年成不好，上等庸奴一‘多热’土地只交5克青稞，5克麦子”③。第二种方式是按户计征税赋。赋税法规定“吐谷浑上万人部落……每户征收5升（青稞）④”。第三种方式是劳役地租，如赋税法规定：“寺庙的财产有二十屯半，可征收劳役财物”。⑤对于牧民的赋税征收，由于史料欠缺，无法确定。但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及至牛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东赞于“祜”定“牛腿税”。可见按畜交纳肉类赋税是吐蕃法律曾明确规定了的。
（二）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政权的《十五法》、《十六法》和《十三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
十一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政权格局的变迁，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逐渐在西藏确立。，萨迦政权的建立结束了西藏地方长期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的局面，为藏族统一的法制奠定了政治基础。该政权要求下属各部落“尔可令尔所部七蕃民户善习法规，吾当使其乐业安居者，”以达到“自觉奉法，邦土叨光。”随着萨迦政权的日益腐朽，公元1349年，绛曲坚赞结束了萨迦政权，并使各部落相继臣服纳贡。为了适应调整社会关系的需要，整顿法度，他又根据佛教《十善法》的精神，在原萨迦政权法律的基础上，制定了简明的《法律十五条》，又称《十五法》。目前的史料尚无《十五法》详细内容的记载，但《续藏史鉴》和《西藏王臣记》等史料记载了其篇各。其中的《懦夫狐狸律》是关于对懦弱的人加以扶助的法律，带有当代经济法中“社会保障法”的性质。《使者脚钱律》是对贪污的官吏予以处罚的法律。但根据日本学者山口瑞风的研究，认为它是关于因怠交缓交或拒交赋税和罚金时，官吏出差强制执行时，其经费负担的范围。⑥《盗窃追偿律》主要是关于对盗窃者追究经济赔偿责任的法律规范，更应属于民事法律的范畴，然而，在封建农奴制时代，由于受所有制性质的制约，法律主要保护封建主阶级的经济利益，因而其经济法性质是极其鲜明的。《半夜前后律》实际上是关于农牧业生产以及商业活动方面的法律，是典型的经济法。也有学者⑦根据明代《十六法》推定《半夜前后肆》是有关借贷责任和契约关系的法律。
明朝末年，帕摩主巴政权被推翻，彭措南杰建立了第悉藏巴地方政权，又称噶玛政权。社会变革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化，使法制的变化成为不可避免。因此，噶玛丹迥旺布下令由地方长官贝色利用藏族传统法律资源、伦理道德资源、宗教禁忌，并直接参照吐蕃王朝法律和《十五法》，制定了《十六法》。在立法体例上，《十六法》直接继承了《十五法》的传统体例，甚至许多律名都是从《十五法》中直接照搬而来。（清代为藏地区的《十三法》又是以《十五法》《十六法》为蓝本，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为论述方便，一并列入对照表中。）见下表：
篇名
十五法律名
十六法律名
十三法律名
1
英雄猛虎律
英雄猛虎律
镜面国王律
2
懦夫狐狸律
懦夫狐狸律
3
地方官吏律
地方官吏律
4
听讼是非律
安阳市行政调解工作暂行规定
安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安阳市行政调解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及有关单位：
《安阳市行政调解工作暂行规定》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安阳市行政调解工作暂行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推动全市行政机关主动、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行政调解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有关政策的规定，对与本机关行政职权有关的、因行政管理而产生的行政争议，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产生的与本机关行政职权有关的民事纠纷，在被调解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居间协调。
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政府各部门及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其他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开展行政调解工作，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行政调解的范围：
（一）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因行政管理产生的行政纠纷；
（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产生的与行政机关行政管理职能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民事纠纷。
第五条行政调解工作应当遵守下列原则：
（一）自愿原则。行政调解要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不得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方式或调解结果；
（二）合法原则。行政调解要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不得侵犯国家利益，不得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三）平等原则。行政调解机关应当充分尊重行政管理相对人自愿、充分、真实地表达自己意愿和诉求的权利，公正、公平的调处争议纠纷。行政机关在作为被调解一方时，与管理相对人在调解过程中地位平等；
（四）积极主动原则。行政机关应增强行政调解意识，主动排查、化解行政争议，探索研究化解行政争议的新机制，主动加强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信访调解组织的沟通配合；
（五）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行政机关对与本机关行政管理职权有关的纠纷负责调解；
（六）中立原则。行政机关不得偏向任何一方，既要兼顾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要说服各方当事人互谅互让，相互理解；
（七）依法处理原则。对不属于行政调解范畴的纠纷以及经行政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纠纷，行政机关应及时作出处理决定；
（八）便民高效原则。行政机关要便民、高效地化解矛盾纠纷，使各方当事人的矛盾纠纷获得快捷、简便、有效、成本低廉的解决。
第六条经行政机关调解达成的行政调解协议，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行政调解协议。
第七条在行政调解活动中，纠纷当事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自主决定接受、不接受或者终止调解；
（二）申请有关行政调解人员回避；
（三）表达真实意愿；
（四）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五）可委托代理人参加调解。
第八条在行政调解活动中，纠纷当事人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一）如实陈述纠纷事实，不得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二）遵守调解规则；
（三）不得加剧纠纷、激化矛盾；
（四）自觉履行调解协议。
第九条行政机关调解纠纷，应当防止矛盾激化。
第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建立行政调解室，确定行政调解协调机构和行政调解人员，并在办公场所公布调解人员名单和人员基本情况。
第二章行政调解的启动
第十一条行政机关调解矛盾纠纷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调解对象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二）该矛盾纠纷与该机关行政职权有关；
（三）该矛盾纠纷具有可调解性。
第十二条行政机关应当主动调解矛盾纠纷。行政机关处理矛盾纠纷时应当主动告知当事人有申请行政调解的权利。
第十三条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启动行政调解程序。当事人申请行政调解，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当事人口头申请行政调解的，行政机关应当制作口头申请笔录。
第十四条行政机关在征得各方当事人的同意后，启动行政调解程序并及时告知当事人。
行政机关收到行政调解申请后，应当认真审查有关材料，符合条件的，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启动行政调解程序并及时告知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不同意行政调解，或者虽然同意行政调解，但不属于行政调解范畴的，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解决纠纷的渠道。在未启动行政调解程序前，矛盾有可能激化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缓解疏导措施。
第十五条对两个以上行政机关都收到行政调解申请的，由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办理；对两个以上行政机关都有管辖权的，由先收到行政调解申请的行政机关办理。行政机关对管辖权产生争议的，由市、县（市、区）行政调解工作办公室指定管辖。
第十六条行政调解程序启动后，调解人员应当提前将行政调解时间、地点通知当事人。
第三章 行政调解的进行
第十七条对重大复杂的争议案件，行政机关的相关负责人应当主持行政调解；其它争议案件，由当事人选择调解人员或行政机关负责人指定调解人员进行行政调解。
第十八条行政机关调解纠纷，根据需要可以邀请有关单位、专业人员或者其他个人参加，被邀请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予以支持。
第十九条行政机关调解纠纷，应注意保护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
第二十条调解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代理人有近亲属关系的；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纠纷处理的。
当事人发现调解人员有应当回避情形的，可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其回避；调解人员认为自己不宜调解本纠纷的，应当自行申请回避。
行政机关负责人决定调解人员的回避。
第二十一条行政调解开始时，调解人员应当宣布行政调解纪律，核对当事人身份，宣布当事人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宣布行政调解人、记录人的身份，询问当事人是否要求回避。
第二十二条行政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应当提出证明事实的证据，并对所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负责。调解人员依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本行政机关在行政调解过程中收集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找准纠纷的焦点和各方利益的连结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开展耐心、细致的说服疏导工作，促使各方当事人互谅互让，消除隔阂，引导当事人达成解决纠纷的行政调解协议。
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调解时，需要当事人所在基层人民调解组织配合的，可以向当事人所在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发出邀请。当事人所在基层人民调解组织接到行政机关邀请后，应当指派调解员配合行政机关开展调解。
第二十四条行政调解达成协议的，由各方当事人签订行政调解协议书。行政调解协议书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行政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字之日起生效。行政调解协议书一般应载明下列事项：
（一）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二）纠纷事实、争议焦点及各方责任；
（三）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四）履行协议的方式、地点、期限；
（五）当事人签名、调解人员签名。
行政调解协议书由各方当事人分别保留一份，行政机关存档一份。
第二十五条经行政调解达不成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终止行政调解，并出具终止行政调解通知书。根据案件性质，终止行政调解通知书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寻求相关法律救济途径。属于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的纠纷，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第二十六条达成行政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不履行协议的，当事人可以寻求相关法律救济途径。
第二十七条争议涉及第三人的，应当通知第三人参加。行政调解结果涉及第三人利益的，应当征得第三人同意。第三人不同意的，终止行政调解。
第二十八条行政调解应当自启动之日起30日内终结。遇有特殊情况需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同意，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不得超过10日。法律、法规、规章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九条行政调解案件要按年、月、日归档编号，做到一案一档。文书顺序应为：
（一）行政调解卷宗目录；
（二）行政调解申请书或口头申请笔录；
（三）行政调解告知书；
（四）有关证据材料；
（五）行政调解协议书或行政调解终结材料；
（六）送达回证；
（七）结案报告。
第四章奖励和处罚
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严格履行职责，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对行政调解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应予以表彰奖励。
第三十一条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受理行政调解申请，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履行调解职责，贻误纠纷调处时机，造成恶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或其他严重后果的，由监察部门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二条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调解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三条行政调解工作由各行政机关具体负责，市、县（市、区）行政调解工作办公室对行政调解工作进行指导。
第三十四条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