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严格禁止、从重处理赠送和收受“红包”、礼金行为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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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严格禁止、从重处理赠送和收受“红包”、礼金行为的通知
国家体育总局
关于严格禁止、从重处理赠送和收受“红包”、礼金行为的通知
体党字[2004]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总参军训部体育训练局，总政宣传部文化体育局，各行业体协，总局各厅、司、局，各直属单位：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纪委对严禁赠送和收受“红包”、礼金问题三令五申，多次作出规定，国家体育总局对这一腐败现象坚持不懈地进行整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据反映，随着2004年雅典奥运会和2005年第十届全国运动会的临近，一些地方体育部门和有关单位对中央的上述规定置若罔闻，为了使本地区、本单位的运动员获得参加奥运会比赛资格和在十运会上取得奖牌、金牌，假借各种名义，向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的一些工作人员和国家队教练员赠送“红包”、礼金，这种行为严重腐蚀了干部的思想，助长了“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不正之风，影响极其恶劣。为了坚决制止赠送和收受“红包”、礼金现象的滋生蔓延，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竞赛原则，纯洁体育竞赛环境，保证体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特作如下通知：
一、国家体育总局机关各单位、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地方各级体育部门接此通知后，要组织全体干部，尤其是主管运动项目的各级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和国家队、省队的领队、教练员、科研人员、医生等人员，认真学习中央和总局关于严禁赠送和收受“红包”礼金的有关规定，严令禁止，严肃纪律，严格监督，上下齐抓，共同努力，坚决制住这种不正之风。
二、地方各级体育部门和有关单位除对本地区、本单位在国家队担任教练员、科研工作和医疗工作的人员外，一律不得以感谢费、过节费、代训费、劳务费、奖金等各种名义向国家体育总局机关、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和国家队其他教练员和科研人员赠送“红包”、礼金。
三、国家体育总局机关、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和国家队教练员、科研人员，一律不得收受“红包”、礼金。对因各种原因拒绝不掉而收受的，必须在一个月内向所在单位报告并上缴单位财务部门。
四、地方各级体育部门、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中央和国家体育总局的规定，向总局系统工作人员和国家队教练员、科研人员赠送“红包”、礼金的，一经发现，总局将把举报件和核查情况转交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部门的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五、国家体育总局系统工作人员和国家队教练员收受“红包”、礼金不按照规定报告和上缴的，一经查实，一律按顶风违纪严肃处理。数额不满5000元的，由纪检监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主动索取“红包”、礼金的，从重处罚。
六、党员干部收受“红包”、礼金的，不论数额多少，一律给予党纪处分，并视情节，给予责令辞职、免职、解聘、辞退等组织处理。
七、国家体育总局机关、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廉洁自律，自觉抵制不正之风。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切实负起责任，加强对干部职工和国家队教练员、科研人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对领导不重视，疏于教育、管理和监督，对收受“红包”礼金的行为视而不见，不抓不管，甚至隐瞒不报、压制不查的，除对有关当事人严肃处理外，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国家体育总局党组
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日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新罪是否要再判处刑罚问题的电话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新罪是否要再判处刑罚问题的电话答复
1985年5月8日，最高法院研究室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陕高法研〔1984〕21号《关于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新罪是否要再判处刑罚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原判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新罪的，应对所犯新罪依法作出判决，其处理程序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办理。如果新罪应判处有期徒刑，在判决中除写明刑期外，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和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仍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在宣告判决后，可向该罪犯服刑的劳改单位和负责起诉及监督该劳改单位的检察机关说明，由于刑法和刑诉法的规定，经反映、请示后，目前仍只能如此。但可以请他们考虑：（一）由于该罪犯在无期徒刑服刑期间又犯新罪，在最近期间其他无期徒刑罪犯减刑时，他不能减刑。（二）今后，经过一定的时间，如果该罪犯确实遵守法律、监规，老实劳动改造，并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还是可以考虑给予减刑。但在什么时候减刑，减刑减到什么程度，都要把他曾犯新罪的情况考虑进去。
以上意见，请你们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参照执行。
附：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新罪要不要再判处刑罚的请示报告
陕高法研〔1984〕21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来文请示一个问题，要求给予答复。有一罪犯因拐卖人口罪于1983年11月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该犯投入劳改后又犯反革命罪，但按罪行可判有期徒刑。对原判无期徒刑，按新罪应判有期徒刑，不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和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对此类案件如何判处，尚无法律规定。我们意见，可否将案件退回检察机关。由劳改单位对罪犯按照劳动改造条例予以监管惩罚；同时考虑到公安、检察等机关往往不同意将案件退回，可否由中央有关政法机关联合通知各地执行。
以上意见，妥否，请予答复。
1984年10月30日
从麻旦旦到李旦旦:终结刑讯之路到底有多远
毛立新
2004年10月10日，甘肃省庄浪县姚河乡农民李旦旦因涉嫌强奸被该县南湖派出所民警带走，次日上午9时许，满身伤痕的李旦旦被接回家后突然死亡。日前，此案有了新进展，南湖派出所原所长贾某及该所民警朱某双双被检察院批捕。（《兰州晨报》9月16日）
看到李旦旦，不禁想起“处女嫖娼”案中的受害人麻旦旦。同样是被警察带走，同样遭受刑讯逼供，麻旦旦最终用“处女膜”自证清白，而李旦旦却已不明不白死去。不同的结局，一样的不幸，萦绕不散的仍是刑讯逼供的罪恶幽灵。从封建时代合法“拷囚”，到而今“法外”用刑，从10多年前的佘祥林，到5年前的麻旦旦，再到而今的李旦旦，人们不禁要问：终结刑讯之路，我们到底还要走多远？
刑讯非法，刑讯野蛮、不文明，刑讯容易导致冤假错案，此道理可谓妇孺皆知。但为什么一些执法部门至今仍将其奉为破案法宝呢？学者们早有分析：执法机关破案压力太大，办案人员素质不高，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不完善，缺乏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和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有效保障，以及执法机关办案经费严重不足等等。因而，必须保障执法警力和经费，提高执法人员素质，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及律师讯问时在场权，排除刑讯获取的非法口供等等。
似乎病因已明，药方已出，问题应该不难解决了。但笔者并不乐观。因为，在执法实务部门，上述理由并没有说服他们。比如，你说刑讯逼供会造成冤假错案，他会说：刑讯逼供并非必然导致冤假错案，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注意一下刑讯逼供的方式、方法，避免用刑过度或者指供、诱供，就可以做到既有助于破案，又不出问题。因而，权衡利弊，对刑讯逼供不能一棍子打死，而应扬其长、避其短。
你说犯罪嫌疑人不一定都是坏蛋，应按“无罪推定”将其视为好人，并保障其诉讼权利。他会说：实践表明，绝大多数被抓的犯罪嫌疑人最后是判了刑的，因而应当说被抓的绝大多数是坏人，被冤枉的只是极少数人，总不能因为极少数人而影响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吧。
看来，支撑刑讯的逻辑就是功利主义的逻辑。它打着“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利益”的旗号，主张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至上，个人权利微不足道，必要时应牺牲个人权利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了实现国家、集体、社会利益，必要时可以不择手段、不论过程、不计代价。体现在刑事司法上，就是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重实体结果，轻程序正义；重快速破案，轻依法办案。
这种功利主义思想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长盛不衰。从功利主义出发，刑讯逼供自然有其有用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它确实有助于侦查破案的，从而也有助于实现国家、社会利益，即便会造成一些冤假错案，牺牲的也不过是少数人的权利而已。
所以，我们不能单纯从杜绝冤假错案的角度来反对刑讯。否则，就会掉进功利主义者所谓“权衡利弊”的圈套，就批不倒形形色色的刑讯逼供有用论、合理论、难免论。
必须指明，我们之所以要彻底反对刑讯，并非仅仅在于它容易导致冤假错案，更为根本的理由是要保障人权。刑讯逼供的要害，就在于它侵犯了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人格尊严权，把人不当人。在今年6月中国法学会组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崔敏教授曾指出：刑讯逼供是逼取人犯口供的野蛮残酷的审讯方法，是把人不当作人看待的典型表现，是刑讯者假借公权力肆意虐待同类的动物性行为。可谓一针见血，击中要害。
因而，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写进宪法的今天，我们高举人权的旗帜，彻底反对极端功利主义思想，彻底反对包括刑讯逼供在内的一切野蛮执法活动，用人权保障和法治文明来终结刑讯之恶。
必须承认，不管在任何地区、任何发展阶段，人之为人都应享有一些最低限度的权利保障，如生存、财产、自由和尊严等。即便是犯罪嫌疑人，或者是罪犯，也应享有基本的人权。如为了生存，他有吃饭、喝水和休息的权利;他的生命和人身自由可以经由法院依法判决而剥夺，但其人格尊严依然不容侵犯，不容羞辱;在法院没有判处没收财产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时，其财产权和选举权仍受法律保护。
人权原则为我们每个人划定了一块不受公权和其他个人无端干预的神圣领域，使人们免受专制和暴政的伤害。从保护人权出发，决不允许执法部门为了打击犯罪而不择手段，因为一旦公权膨胀，所侵犯的绝非仅仅是少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在一个权力专横、执法野蛮的社会，所有公民的权利与自由都将无从保障。
要明白，反对刑讯，倡导人权，所捍卫的不仅仅是少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是人之为人所共有的基本尊严和权利。也许，只有从这个立场出发，我们才有可能彻底反对刑讯；也只有绝大多数人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可能彻底终结刑讯。
也就是说，维护人权、实现法治之路有多长，终结刑讯之路也许就有多远。
恨“一万年太久”，惟有“只争朝夕”！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