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外资银行办理信用证和保函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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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外资银行办理信用证和保函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外资银行办理信用证和保函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银办发[2001]350号
人民银行各分行、营业管理部：
现就外资银行(包括外国银行分行、合资和独资银行)办理信用证和保函业务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保函、备用信用证项下禁止提前购汇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
二、允许信用证贸易进口结算项下开证申请人提前购汇，作为开证保证金。如贸易合同取消，则所购外汇结汇，以防挪作他用。
三、未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在开信用证及保函时，不得向客户收取人民币保证金。
请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区内各外资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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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论纲
吕岩峰*
在国际私法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经过几个世纪的沿革，不仅十分完善，而且已经成为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一项重要原则。在进入新世纪的前夕，重新审视这一原则，不仅会加深我们对其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而且会增进我们对国际私法的整个体系和基本精神的理解。
一、根源论
国际私法领域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所谓“私法自治”原则在法律选择问题上的体现。因此，认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根源，首先就是要了解私法自治的由来。
一般认为，私法自治滥觞于“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①由于简单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民事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罗马私法十分发达，后世所谓“罗马法”便是罗马私法的同义语。不过，最初是没有公法和私法的区别的。后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对私人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多，终于需要在国家权力和私人活动之间确立一条明确的界限。适应这种需要，帝政前期的五大法学家之一乌尔披亚努斯（Domitius
Ulpianus,约公元170年～228年）首创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按照他的意见，规定国家公务的为公法，规定个人利益的为私法；公法规范是强制性的，当事人必须无条件地遵守，私法规范则是任意性的，可以由当事人的意志而更改，它的原则是“对当事人来说‘协议就是法律’”。②简而言之，根据乌氏的意见，私人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并且可以变通法律，而这正是“私法自治”的实质所在。从实践来说，在共和国末叶和帝政之初，为了适应商品流通快速迅捷的需要，受万民法的影响，出现了诺成契约（Contracts
Consensus）。这种契约形式相对于当时的要式契约、要物契约来说，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双方当事人的“同意”（consent）作为契约成立和拘束力的根据，而不要求履行一定的形式或者接受一定的物品。查士丁尼在《法学总论》中论及“诺成债务”的时候明确写道：“关于买卖、租赁、合伙、委任等契约，债务以当事人的同意而成立。上列各种契约，其债务的缔结只需要双方当事人的同意的说法，乃是因为其缔结既不需要文书，也不需要当事人在场；此外，也没有必要给予某物，只须进行该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同意即可。”③“以诺成方式缔结的债务因当事人表达相反的意思而消灭。”④诺成契约的出现，使商品流通从繁琐的形式中解放出来，标志着罗马法从重视形式转为重视当事人的意志，这是契约史上的一个进步。诺成契约因而成为“私法自治”观念的实践基础和后世“契约自由”原则的历史渊源。
到了1804年，作为“世界各地编纂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⑤的《拿破仑法典》，不仅鲜明地继受了罗马法私法自治的观念，而且第一次通过立法对契约自由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和规范的阐发。该法典规定：“契约为一种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数人对于其他一人或数人负担给付、作为或不作为的债务。”（第1101条）“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前项契约，仅得依当事人相互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原因取消之。”（第1134条）“解释契约时，应寻求缔约当事人的共同意思，而不拘泥于文字。”（第1156条）“文字可能作两种解释时，应采取最适合于契约目的的解释。”（第1158条）可见，《拿破仑法典》在有关契约的问题上，无论是契约的成立，还是契约的效力，无论是契约的解释，还是契约的解除，都主张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准。这与罗马法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有人说，《拿破仑法典》是以查士丁尼的《法学总论》为蓝本而制定的，拿破仑本人就是一位罗马法爱好者，看来是有根据的。
私法自治观念，从罗马法起，经过《罗破仑法典》，最终成为民法之精髓。不过，私法自治所以能够在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虽经曲折而终于不朽，并且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成为西方国家民法体系的基石英钟，是有着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和社会历史原因的。
首先，自然法思想是私法自治观念的源泉。自然法是西方历史上最古老和最具影响的法律思潮。它的产生无疑与人类最初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能力和认识角度有关。但是，它能够历经古代、中世纪直至近代一直为许多人所推崇和信奉，甚至在现代仍有人主张“复兴”自然法，说明在对法的认识和理解方面，自然法有其合理性。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等都是自然法观念的信奉者，而亚里士多德则是“自然法”概念的提出者。在古罗马时代，尽管情形与古希腊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但自然法的观念仍然是不容置疑的。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年～前43年）曾有一段关于自然法的经典性言论：“法符合自然的正确法则。它永恒不变，并具有普遍正确性。即使元老院、公民会议的决定也不能摆脱它所赋予的义务。对它进行说明和解释的不是外界，而是我们的内心。这个法，不管是在罗马或在雅典，不管是现在或将来，都没有什么不同；对一切国家和任何时代都具有不变的效力。这个法的主人和统治者是统治我们一切的神。因为，神是这个法的立法者、颁布者和法官；违背这个法的人，就是回避自己、否定人性的人。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即使摆脱了人为的刑罚，也会受到最严厉的神的惩罚。”⑥到了近代，即17、18世纪，理性主义自然法兴起，并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的重要思想内容，进而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锐利武器。理性主义自然法汲取古代自然法和中世纪自然法中的理性主义因素，排除其朴素直观的自然主义和蒙昧的神学主义，开始用“人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历史。它反对把人掩埋在自然界之中，反对把人当作神的奴隶，致力于重新发掘人、人的价值和尊严。它认为，法不是植根于自然和神，而是植根于人本身，即植根于人的理性意识。而人生来就有生命、自由、财产、追求幸福、平等、博爱及自我保护等权利，这就是所谓“天赋人权”，它们本源于自然法。⑦意思自治作为一种法哲学理论认为：人的意志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则为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当事人的意志不仅是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其发生根据。毫无疑问，自然法，尤其是近代的理性主义自然法关于尊重人的权利，人以自由为本性的思想，是罗马法和《拿破仑法典》确立和弘扬“私法自治”观念的法哲学根源。
其次，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是私法自治原则得以确立的政治经济条件。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所树立起来的一面鲜明的旗帜就是“天赋人权”。它凭借这面旗帜，号召人民起来推翻禁锢和压抑人民的自由、限制甚至剥夺人民的权利的封建统治。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作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响亮地宣告：“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自由包括从事一切不损害他人的行为的权利”，“法律只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动”。这些口号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而日益深入人心。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能不顾及自己在革命时期的许诺和人民大众的愿望和要求，不能不遵循社会进步的趋势和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的规律，并从法律上加以确认，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私法领域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方面则采取“契约自由”原则。前述《拿破仑法典》已经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证明。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私法领域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是首先在法国萌芽的。
最后，18世纪和19世纪的哲学思潮和经济理论对私法自治原则的确立起到了促进作用。从哲学上讲，私法自治首先是建立在人“生而自由”的信念之上的。从这个信念出发，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当事人不应当受其不曾同意接受的义务的约束；另一方面，当事人必须受其愿意承担的义务的约束。在法国，当资产阶级从封建君主手中夺得政权时，社会契约论已广为传播，并且成为欧洲最流行的政治哲学。有学者认为，社会契约论不过是私法自治理论的另一种表现而已，“如果说人的意志具有足够的力量创建一个社会及法律上的一般义务的话，那么，人的意志更能毫无问题地去创设约束当事人的特别的法律义务即债务”。⑧在英国，随着产业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与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边沁的自由放任主义哲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法官所信奉。他们认为，根据自由放任主义，当事人的意图是应该受到特别尊重的，法律对人们的干涉越少越好。在德国，康德的自由主义哲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说：“人只有一种天赋的权利，即与生俱来的自由。自由是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法则，它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当然，每个人都享有天赋的平等，这是他不受别人约束的权利，但同时，这种权利并大于人们可以彼此约束的权利”。⑨“人最适合于服从他给自己规定的法律——或者是给他单独规定的，或者是给他与别人共同规定的法律。”⑩康德认为，只有人才有自由意志，才有天赋的自由权利；同时，由于人是理性的动物，有选择自己行为准则的能力，所以，人必须对自己所选择的行为负责。人，为了自己的自由，必须尊重他人的自由，必须使得自己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能并行不悖。康德的见解，在当时可以说是对自由的涵义的权威阐释。在经济方面，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不仅对当时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以私人财产关系为对象的私法原则和私法理论。斯密认为，个人天生是为自己的利害打算的，只要不妨害他的自由竞争，他个人由此获得的利益越大，社会就会越富有，因此，应该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去管理产业和经营贸易。“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⑾上述哲学和经济学思潮，成为私法自治原则得以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前提。在后来的进程中，这些理论随着实践的变化发展而不断被修正，私法自治原则也同时不断被充实和完善。
国际私法领域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观念，最早于16世纪由法国人查理士·杜摩林提出。⑿到19世纪，受民法理论和康德哲学的影响，这种观念被命名为“当事人意思自治说”。也是在这个时期，自由资本主义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私法自治”和“契约自由”原则得到确立，合同法律适用上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也逐渐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并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直至成为确定合同准据法的首要原则，现在正开始向合同以外的领域扩张适用。
二、内涵论
一般认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由当事人协议选择准据法的做法。这种认识抓住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核心，在一定时期内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本旨，为在实践中贯彻当呈人的意图、实现私法自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不容忽略的是，尽管在理论上曾有人主张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是绝对的，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但实际上，在各国的国际私法实践中，对“意思自治”的适用从来都是加以限制的。就世界范围而言，随着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这种限制已发展得十分系统而完善了。
可以说，在存在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的场合，便同时存在着对这种自由的限制；在法律选择方面，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对意思自治的限制二者是紧密结合，相互依存的。笔者认为，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发展的现阶段上，有理由明确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本身应有的内容；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一项“原则”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于他们之间合同关系的法律；其二，当事人这种选择法律的自由要受到某种限制。下面对此作些分析论证。
（一）从历史来看，无论在学说上还是在实践上，意思自治与对意思自治的限制总是相伴而生、同时并存的。早在提出“意思自治”学说之时，杜摩林就指出，那些具有强制性的习惯，是不能依当事人的意思而排除其适用的。⒀意大利的孟西尼也曾说过，一国私法在财产及其享有的合同关系中赋予个人的权利，是个人能自由处置的权利。但是，只有在当事人的“自由是无害的范围内”，国家才“应该尊重他的自由，而且国家也没有任何利害关系需要来阻止他们行使这种自由”，但在超出这一范围时，即可援用公共秩序原则加以排除。⒁德国的萨维尼也持有类似的看法。英国的施米托夫在谈到当事人不得通过自由选择来规避原应适用于合同关系的法律时，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self-evident）。⒂在谈到何谓“强制性规则”的问题时，施米托夫又说：“强制性规则是指不能通过选择另一个法律制度而被废除的规则。”⒃这种说法意味着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当然要受到强制性规则的限制。上述权威学者虽分属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法系、不同的时代，论及问题的不同侧面，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一致的。这表明，在合同关系法律适用问题上，在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同时，也要对它加以限制，这一直是人们的共识。
在实践上，英国在维他食品公司诉乌纳斯航运公司案中，枢密院除了明确肯定合同当事人有选择法律的自由外，还要求当事人的选择须符合“善意”与“合法”、不违背公共政策等项条件。这里，“自由”及其“条件”二者共同构成了英国关于当事人选法自由原则的内容。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案例被视为有关当事人选法自由的“重要原则案例”。⒄意大利是最早以立法形式接受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在其1865年民法典中，这显然与孟西尼的影响直接有关，而孟氏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应受到限制的观点也同样反映在该法典中。1978年《意大利民法典》仍是把两者同时加以规定的。⒅1804年的《拿破仑法典》在总体上接受契约自由原则的同时，也规定了一些限制，最典型的是其第6条：“个人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到1967年，法国《关于补充民法典中国际私法规范的立法草案》一方面在“总则”中规定：“任何明显与国际关系中所理解的公共秩序不相容的外国法律不得在法国适用”，（第2283条）另一方面又在“适用于债的法律”一章中规定：“国际性契约以及由此产生的债，适用当事人各方所选择的法律。”（第2313条第1款）这项规定已不再是隐含于一般民法的契约自由原则中的笼统规定，而是对合同之债法律适用问题的明确专门的规定了，因而可以视为法国民法典对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确认。把这两个条款结合起来理解，即意味着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于国际性契约关系的法律，但如果所选择的外国法与国际关系中所理解的公共秩序不相容，则不得适用。至于晚近出现的国际私法立法，在关于合同之债法律适用的问题上均一方面采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另一方面规定对意思自治的限制，这种做法可以说已经成了普遍的国际实践。只是这种规定有的集中在一个条款中，使人一望便知，如1986年《联邦德国关于改革国际私法的立法》第27条，既规定了合同依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也规定了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不得违背与案件有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的强制规定；有的分散在几个条款中，需要结合起来加以理解，像前述法国立法那样。后一种规定方式是常见的，但却不便于人们把握和运用这一原则。而在前一种规定方式中，也不能简单地以为对意思自治的限制仅限于该条款本身的规定，其他有关条款，尤其是属于“基本原则”性质的条款的规定也应一并加以考虑，如前述德国立法第6条关于公共秩序保留的规定无疑应适用于当事人选择外国法的场合。不过，把当事人意思自治及对它的限制规定在一个条款里，却很直观地证明了这两者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在合同关系法律适用问题上，允许当事人选择法律，同时又对当事人的选择加以某种限制，这两者同样符合合同关系的本质和特点，同样来源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客观要求。首先，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按照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合同成立与否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合同之债的效力来源于当事人的合意。因此，合同实质上是当事人的一致的意思表示，构成合同关系的关键是当事人的意志。是否订立合同，与谁订立合同，订立什么合同，怎么订立合同，以及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等等，都要由当事人的意思来决定：这就是所谓“契约自由”。依据这种自由，在跨国合同领域，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于他们之间合同关系的法律是顺理成章的。可以说，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上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不仅是“契约自由”原则在国际私法领域的特殊体现，而且自始便包含在“契约自由”的理念之中。由当事人协议选择应适用的法律，既是在跨国合同领域对“契约自由”原则的贯彻，也是对合同关系的本质要求的遵从。同时，在合同关系中，无论是为了维持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还是为了平等地保护双方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并真正实现其合理期待，都要求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要真实合法，不得因屈服于对方压力而为之，也不得因受蒙骗讹诈而为之，还不得为损害他人、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为之。合同关系既是一种法律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作为法律关系，当事人在其中既享受权利也承担义务；他们地位平等、各得其利。实行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可以保障双方机会均等，互利互惠。作为社会关系，合同所引起的各项交易，不仅涉及当事人双方的得失，也会进而影响社会的荣衰和他人的利害。实行有限制的“意思自治”，一方面可以保障当事人的自主权利，另一方面可以保障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不致受到损害。因此，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也是合同关系的本质要求。⒆
再则，合同是商品交换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是适应商品经济的客观需要而出现的。商品经济越发达越繁荣，合同的作用便越重要越普遍。现今，市场经济已成为各国共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必须遵循价值规律，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情势，因而市场主体的意志自由是十分重要的。另外，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的法则也要求当事人拥有充分的自治权或自主权，这样才有助于在竞争中掌握主动。市场主体的这种自由意志和自主权利表现在跨国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就是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的准据法。而且，市场经济的运作要求完善的市场体系，而这种市场体系则要求统一而完善的市场法律加以规制。然而，在跨国经济交往中，这种统一而完善的市场法制显然是难于形成的。国际条约、国际惯例以及一般法律原则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比较现实的办法，是赋予当事人自由选择法律的权利，由当事人来决定他们之间合同关系受何种法律支配。这样，一方面可以在承认各国法律存在差异乃至冲突的情况下解决法律适用问题，满足不同国家或地区间商事交往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一致性和可预见性的目标；另一方面，当事人之间通过协商把他们认为最适当的法律用于他们之间的合同关系，解决他们之间出现的交易问题，这不仅可以弥补国际市场法制不健全的缺陷，而且也往往使得在一定领域内较为先进而合理的法律得以适用，从而实现对跨国合同关系的科学有效的调整。人们不会忘记，杜摩林提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初衷，正是为了克服当时法国国内法律的不统一状态给法国商业交往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困难，同时他也希望商人们选择巴黎的习惯法去调整他们之间的合同关系，因为在杜摩林看来，巴黎的习惯法是最先进最完善的。后来，英国学者在对把当事人选择的范围限制在与合同有实际联系的法律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时也曾提出，英国的有关国际贸易和海上航运的法律制度是最为发达最为完善的，是有着明显优点的，因此，即使合同与英国没有任何联系，但如果当事人选择了英国法，也应予以承认。⒇这种说法无论其本身是否成立，但却可以说明，通过当事人选择法律可以促使较完善的法律制度适用于合同关系，从而改善国际市场法制不健全的状况。同时，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市场主体可以为所欲为，不意味着允许个人主义泛滥。相反，为了维持公平的交易秩序，保障社会整体效益的实现，市场主体追求最大效率的自私的愿望必须受到遏制，市场运行中那些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忽视各个部门的均衡与协调，忽视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行为必须加以制止和矫正，这样才能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和健康发展。因此，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国家的干预是必要的。在合同关系中，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加于以某种限制正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一种表现，它可以保证当事人更好地行使自治权。
（三）“原则”作为一个法律范畴有其内在规定性。一项原则的确立应当兼顾问题的各个方面，综合事物的各种特性，这样，才能使原则起到正确的指导和规范作用。因此
，原则的内容不应是单一的，单一便可能有失偏颇；它应该是全面的，全面才可能实现公允。原则本身应当是一个以确定者的价值目标为导向，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要素有机结合而成的，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指导和规范功能的体系。这样，当人们依照原则认识事物、采取行动的时候，才会不偏不倚，才会被现实所接纳，才会在正常而有序的状态下实现各方面利益的均衡和原则确定者的既定目标；原则才可以成为人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绳”。(21)因此，“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一项原则，也应该包含丰富的内容。在目前，它至少应包含当事人的“选法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适当限制”两个方面。过去那种把“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仅仅理解为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法律的观点是片面的，或者说是人们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的表现。它既不符合“原则”的内在规定性，也不符合前已述及的意思自治原则的倡导者和鼓吹者的本意。这种片面的理解，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在这种状况之下，人们往往会只注意“自由”的一面，而忽略“限制”的一面。毫无疑问，这种认识会在实践中导致混乱。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混乱，人们又一再提出要对当事人的选法自由加以限制。其实，只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懂得一旦接受这一原则，即意味着当事人一方面可以选择法律，另一方面必须遵守某种限制，那么许多麻烦或混乱便无从产生，即使产生也易于解决。
因此，笔者认为，“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二者是有区别的，前者只是后者的组成要素，并非其全部。从逻辑上讲，我们可以说“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或“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但不能说“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或“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因为后一种说法是矛盾的。
这样来理解“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涵，不仅全面地把握了这一原则的内容，而且明确了“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这一各国公认的做法的“法律位阶”。一方面，它确定无疑地把对选法自由的限制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内容，这意味着无论在成文法上还是在判例法上，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加以适当限制都处于重要的“原则地位”。不遵守这些限制，便是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的行为和合同关系便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忽略了这些限制，便有可能导致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后果。另一方面，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中，“选法自由”和“适当限制”二者不是平位的，而是有主有从的。选法自由是这一原则的重心，也是法律规定或确认这一原则的主要取向；适当限制则是这一原则的“侧翼”，处于辅佐和补充的地位，是法律为当事人选法自由的正当实现而提供的保障。两者有机结合，不仅井然有序，而且相得益彰，从而为适当而合理地调整跨国合同关系，确定合同准据法提供准绳。
（四）自由与限制是一对矛盾的范畴，它们之间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从任何意义上，我们都不难发现自由与限制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在哲学上，人们研究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认为自由要受到作为主体的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与驾驭程度的限制。在政治学上，人们研究主体利益与社会秩序的关系，认为自由要受到主体所处的社会秩序的限制。在社会学上，人们研究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平等制约的关系，认为自由要受到其他主体享有平等自由的限制。可以说，任何一种自由本身都包含着某种限制。没有限制便无所谓自由；没有限制，“自由”不过是一种任性，或者是一种主观愿望，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更是行不通的，是对理性、正义和进步的否定。在前引康德的论述中，也已揭示了基于平等的天赋权利，每个人的自由与自由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制约关系。他还说：“如果在某种程度上，行使自由的本身就是自由的妨碍，那么，根据普遍的法则，这是错误的；反对这种做法的强迫或强制，则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对自由的妨碍的制止，并且与那种根据普遍法则而存在的自由相一致。于是，根据矛盾的逻辑原则，所有的权利都伴随着一种不言而喻的资格或权限，对实际上可能侵犯权利的任何人施加强制。”(22)黑格尔也曾尖锐地指出：“当我们听说，自由就是指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只能把这种看法认为完全缺乏思想教养，它对于什么是绝对自由的意志、法、伦理等等毫无所知。”(23)
从法律的角度讲，自由是一种权利，限制是一种责任。限制是对自由的制约，又是对自由的保障，它要求个人在行使自由权利时要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不损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的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法律在把自由确认为权利的同时，也就确定了各种自由权利的范围，使之有可能在自由的法律通则之下互相协调。正如孟德斯鸠所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24)为所欲为并不是自由，而是对自由的互相否定。各种自由权利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边际，在这个边际所指明的范围之内，权利的主体可以从事他想干的一切事情，别人的干涉是违法的。如果超出这个范围，自由就失去了权利的性质，他的行为就是违法的，因为这时候他必然会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在契约自由问题上，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的《德国民法典》（19年0年）把契约自由表达为“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在契约关系中，当事人的自由权利被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并以不违反公平和社会公共利益为条件，一旦发生争执的时候，法院以公平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尺度重新衡量当事人各方的意愿，并据此作出裁决。同《拿破仑法典》比较起来，《德国民法典》从社会本位的角度对契约自由设置了诸多限制，但是，应当承认，这样规定更符合现代社会的实际，它恰好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同《拿破仑法典》一样，《德国民法典》关于契约自由原则的规定也是建立在对罗马契约自由思想的继受基础之上的。(25)这表明，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和契约自由本身也是同出一源的，并且都是由法律来规定的。法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平衡自由与限制二者之间的关系。法律既保障自由，又限制自由，而限制自由最终是为了保障自由。“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所以，不管会引起人们怎样的误解，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人的自由和依照他自己的意志来行动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为基础的，理性能教导他了解他用以支配自己行动的法律，并使他知道他对自己的自由意志听从到什么程度。”(26)因此，如果说自由是法律所赋予的权利，那么法律也同时界定了自由的科学内涵，这种内涵意味着自由的存在与行使是离不开限制的。
因此，作为私法自治在国际私法上的反映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也是由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种权利，也是法律范围内的自由，理所当然地要受法律的规范和制约。我们不能想象，由法律赋予的个人权利会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外去行驶。相反，我们只能认为，法律在设定当事人选法自由这一权利的同时，便成为制约这种自由的一种既存的“金箍”，滥用自由便会招致惩戒。当然，这种规范和制约，也是当事人享有和行使意思自治权利的必要保障。所以，在合同关系法律适用问题上，当事人拥有选法自由，同时这种自由要受到某种限制：这二者同是各国法律规定或确认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文件
州政发 [2004] 13号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政府各局委、各直属机构：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已经州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ＯＯ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2003]第375号)（以下简称《条例》）和《湖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湖南省政府[2004]185号令)，结合本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州行政区域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条例》的规定参加工伤保险。
各类企业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为本单位全部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其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已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或者已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不纳入工伤保险参保对象。
第三条 工伤保险费的征缴按照《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关于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征缴规定执行。
第四条 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全州工伤保险工作。
县、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
各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设立的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
第五条 劳动行政保障部门等部门制定工伤保险的政策、标准，应当征求工会组织、用人单位代表的意见。
第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将参加工伤保险和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情况每半年在本单位公示一次，接受职工的监督。
职工发生工伤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
对安全生产成效显著，当年未发生工伤事故或者工伤事故、职业病发生率在本州同行业中属最低的用人单位，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提出奖励办法，报州人民政府批准予以奖励。
第二章 工 伤 保 险 基 金
第七条 工伤保险基金在本州实行全州统筹。全州统一设立基金收入帐户,属于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由州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管理。各县（市）经办机构征缴的工伤保险费均直接划入该收入帐户。各县（市）所需资金由州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根据预算进行拨付，用于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
各县（市）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费的征缴及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
本行政区域内中央、省属国有或国有参（控）股企业按照《条例》规定的属地管理的原则参加当地的工伤保险。
第八条 工伤保险费根据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确定缴费费率。根据不同行业的工伤风险程度，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7—2002），将行业划分为三个类别：一类为风险较小行业，二类为中等风险行业，三类为风险较大行业。三类行业的初次缴费费率（即基准费率）为用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0.6%、1.2%、2.2%。
工伤保险费费率将根据用工单位工伤保险费使用、工伤发生率和安全卫生状况等情况每年实行浮动，浮动档次由州劳动保障部门会同财政、卫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调整方案，报州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施行。
第九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时、足额向当地经办机构缴纳工伤保险费。缴费数额为本单位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乘以单位缴费费率之积。职工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
用人单位按照本办法规定参加工伤保险后，其职工自参保的次月起工伤保险待遇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用人单位未经经办机构同意，不按期或者没有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由经办机构发出催缴通知，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除补交欠缴数额外，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2‰的滞纳金，其职工在欠费期间所发生的工伤保险待遇由用人单位承担。
用人单位主体发生变更的，变更后的单位继续承担原单位的工伤保险义务，并于变更后5日内向经办机构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条 工伤保险基金由下列各项构成
（一）用人单位缴纳的工伤保险费；
（二）工伤保险基金的利息；
（三）工伤保险费滞纳金；
（四）社会对工伤保险的捐献以及依法纳入工伤保险基金的其他资金。
第十一条 工伤保险基金用于下列支出：
（一）工伤保险待遇；
（二）工伤康复费用；
（三）工伤认定调查和劳动能力鉴定费用；
（四）工伤预防宣传和奖励费用；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用于工伤保险的其他费用。
第十二条 工伤保险待遇的以下项目由用人单位支付：
（一）受伤职工停工留薪期工资福利待遇；
（二）受伤职工停工留薪期护理费和住院伙食补助费；
（三）受伤职工外地就医及配置辅助器具的交通、住宿及伙食补助费；
（四）五至六级伤残职工伤残津贴；
（五）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
第十三条 工伤保险基金建立储备金制度，用于重大事故的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储备金按照当年工伤保险基金收缴总额的10%提留，本州留存7%,向省级上解3%。
本州发生工伤保险基金不足以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重大事故时，经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意，可以用储备金支付。储备金不足以支付时，经州人民政府批准由州财政垫付。
第三章 工 伤 认 定
第十四条 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或不认定为工伤或不视同为工伤的范围按照《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应先填写《工伤认定申请表》并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职工居民身份证；
（二）伤害事故的基本情况及其有效事故的结案证明书；
（三）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
（四）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
（五）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或职工及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申请工伤认定应当按照《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时限，向用人单位所在县（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县（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后，应当在7日内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应当受理；经审查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7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
县（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经受理后，应当调查核实并将申请材料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提交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县（市）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送达申请工伤认定的用人单位或职工或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同时抄送经办机构。
对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应当核发《工伤证》。《工伤证》由职工本人保存，用人单位不得扣留。
第十七条 职工在原用人单位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到现用人单位后被诊断患职业病的，现用人单位有责任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第十八条 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认为不是工伤的，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并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证据。
第十九条 工伤认定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一）超过申请时效的；
（二）不符合管辖权规定的；
（三） 属于《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情形的。
对不予受理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四章 劳 动 能 力 鉴 定
第二十条 依照《条例》规定，本州设立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分别由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人事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工会组织、经办机构代表以及用人单位代表组成。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在州劳动保障部门设立办公室，负责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设立派出机构或者委托相关机构受理当地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第二十一条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当根据《条例》的规定建立医疗卫生专家库。列入专家库的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其数量和专业类别应当满足劳动能力鉴定的技术要求和专业要求，并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颁发聘书。
第二十二条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具体承担以下鉴定或确认任务：
（一）伤残等级鉴定；
（二）生活自理障碍等级鉴定；
（三）延长停工留薪期的确认；
（四）康复性治疗的确认；
（五）配置辅助器具的鉴定。
第二十三条 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满或者停工留薪期内工伤治愈的，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应当书面向统筹地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或其委托机构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并提交工伤认定结论、诊断证明书、检查结果、诊疗病历等资料。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当自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鉴定结论。有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
第二十四条 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直系亲属对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不服的，应当自收到鉴定结论之日起１5日内向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并书面说明原因。
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为最终结论。
第二十五条 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作出之日起１年后，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所在单位或者经办机构认为伤残情况发生变化的，可以申请劳动能力复查鉴定。
复查鉴定的程序按本办法规定的初次鉴定程序办理。
第二十六条 初次劳动能力鉴定所需费用，参加工伤保险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支付；用人单位或个人申请再次鉴定的，由申请方预交鉴定费，再次鉴定结论高于原等级的，鉴定费用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再次鉴定结论低于或者与原结论相同的，鉴定费用由申请人负担。
劳动能力鉴定费用支付标准按照省价格主管部门与财政部门规定标准执行。
第五章 工 伤 保 险 待 遇
第二十七条 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其工伤治疗应当到工伤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情况紧急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急救，受伤职工所在的用人单位应在24小时内报告当地经办机构。在非定点医疗机构急救的，脱离危险后应及时转到定点医疗机构医治。
异地发生事故伤害在外地医疗机构救治的，用人单位应自救治之日起3日内向所在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报告，经急救脱离危险后应转入工伤发生地或统筹地区的定点医疗机构治疗。
工伤职工脱离危险后未及时转到工伤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治疗，或者未在规定时间内向当地经办机构报告的，其工伤医疗费用由用人单位支付。
第二十八条 受伤职工在工伤认定之前的医疗费用，先由用人单位垫付，工伤认定后符合工伤医疗规定的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予以支付。受伤职工治疗期间所发生的费用不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的，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
第二十九条 工伤职工需要进行康复性治疗的，须由工伤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提出意见，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治疗期间所发生的费用符合工伤保险医疗规定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工伤职工因工伤日常就医或回原籍居住地就医的，应在本人长期居住地选择一至两个医疗机构作为治疗医院，由用人单位到经办机构办理审批手续。未经审批同意所发生的工伤医疗费用，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
工伤职工治疗非工伤引发的疾病所产生的费用，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
第三十条 职工因工受伤或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治疗的，按照《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享受停工留薪期待遇，停工留薪的时间由定点医疗机构根据诊断结论提出意见，报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定，并通知用人单位和工伤职工。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间，用人单位不得与其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
第三十一条 工伤职工因日常生活或者就业需要安装配置辅助器具的，应由定点医疗机构提出建议，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到签订工伤保险服务协议的辅助器具配置机构安装配置。安装配置辅助器具的标准和具体办法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工伤职工已评定伤残等级并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需要生活护理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生活护理费。
生活护理费按照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或者生活部分不能自理3个不同等级支付，其标准分别为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50%、40%或者30%。
第三十三条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按《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享受相关待遇。
第三十四条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六级伤残的，按照《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享受相关待遇。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六级伤残的，经本人提出，该职工可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发伤残津贴。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标准：五级伤残为24个月本人工资；六级伤残为18个月。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标准：五级伤残为36个月本人工资，六级伤残为30个月。
第三十五条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按《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劳动关系的，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标准：七级伤残为15个月本人工资；八级伤残为10个月；九级伤残为8个月；十级伤残为6个月。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标准：七级伤残为15个月本人工资；八级伤残为10个月；九级伤残为8个月；十级伤残为6个月。
第三十六条 鉴定为五至十级伤残的工伤职工因合同期满与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或由职工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时，距法定退休年龄五年以上（含五年）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按照本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标准全额支付；不足五年的，每减少一年扣除20%，但最高扣除额不得超过全额的90%。
工伤职工领取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后，由用人单位到经办机构办理终止工伤保险关系手续。重新就业后再次发生工伤的，按照规定程序履行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手续，根据所在单位是否参加工伤保险，由经办机构或所在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工伤职工达到退休年龄或者办理退休手续的，不享受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
第三十七条 领取伤残津贴的工伤职工未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达到国家法定正常退休年龄的，依照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停发伤残津贴，改发基本养老金。按规定计算的养老金高于伤残津贴时，由养老保险基金按规定计算的标准计发，养老金低于伤残津贴时，由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补足差额部分。
第三十八条 职工因工死亡的，其供养直系亲属可按《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享受相关待遇。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为：
（一） 因工死亡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的，为全州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个月；
（二） 因工死亡的为全州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54个月；
（三） 视同因工死亡的，为全州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8个月。
供养亲属的范围按劳社部[2003]第18号令确定。核定的各项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工资。
第三十九条 企业破产时，在破产清算时应优拨付依法应由单位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费用。
一至四级工残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在破产终结前按上年度同类工伤人员工伤保险待遇留足十年，并一次性划拨给经办机构，一次性划拨到帐次月起，工伤保险待遇由经办机构支付。应由用人单位支付的费用,在破产终结前一次性支付给职工本人。
五至十级工伤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按照本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由用人单位发给伤残职工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终止工伤保险关系。
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由用人单位按照《条例》第三十七条（二）款的规定一次性清偿给供养亲属。
第四十条 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一）丧失享受待遇条件的；
（二）拒不接受劳动能力鉴定的；
（三）拒绝治疗的；
（四）被判刑正在收监执行的。
第四十一条 用人单位对接触粉尘、放射性、有毒有害物质的职工，在终止、解除劳动关系或者办理退休手续前，应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告知职工。被确诊有职业病的应办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工伤保险待遇核定手续，按照《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享受工伤待遇。
第四十二条 伤残津贴、供养亲属抚恤金、生活护理费按照当地参加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待遇调整期限同步调整。
第四十三条 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申请工伤保险待遇，应向经办机构提交《工伤保险待遇申请表》。
申请享受供养亲属抚恤待遇的，根据所申请的待遇项目提交以下相关补充材料：
（一）被供养人户口簿、身份证；
（二）街道、乡镇政府的无生活来源证明；
（三）在校学生的学校证明；
（四）民政部门对孤寡老人或孤儿的证明；
（五）养子女的收养证书；
（六）供养亲属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鉴定结论；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必需材料。
工伤职工及其直系亲属按《条例》规定应领取的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自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结论的次月开始计算工伤保险待遇并发放。
第六章 监 督 管 理
第四十四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对工伤保险费的征缴和工伤保险基金的支付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十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从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之日起30日内，持工伤证明和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到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工伤保险有关待遇登记。逾期未办理的，期间的工伤职工伤残津贴和生活护理费，由用人单位负责支付。
第四十六条 州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对县市经办业务进行指导与检查，定期核查县市工伤保险基金的收支情况。
第四十七条 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其直系亲属对工伤认定、工伤保险待遇、缴费率有异议的、按照《条例》第五十三条处理。
第四十八条 对违反《条例》和本办法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依照《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未明确规定的，按《条例》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2004年7月1日起实施。
吕岩峰*
在国际私法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经过几个世纪的沿革，不仅十分完善，而且已经成为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一项重要原则。在进入新世纪的前夕，重新审视这一原则，不仅会加深我们对其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而且会增进我们对国际私法的整个体系和基本精神的理解。
一、根源论
国际私法领域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所谓“私法自治”原则在法律选择问题上的体现。因此，认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根源，首先就是要了解私法自治的由来。
一般认为，私法自治滥觞于“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①由于简单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民事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罗马私法十分发达，后世所谓“罗马法”便是罗马私法的同义语。不过，最初是没有公法和私法的区别的。后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对私人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多，终于需要在国家权力和私人活动之间确立一条明确的界限。适应这种需要，帝政前期的五大法学家之一乌尔披亚努斯（Domitius
Ulpianus,约公元170年～228年）首创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按照他的意见，规定国家公务的为公法，规定个人利益的为私法；公法规范是强制性的，当事人必须无条件地遵守，私法规范则是任意性的，可以由当事人的意志而更改，它的原则是“对当事人来说‘协议就是法律’”。②简而言之，根据乌氏的意见，私人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并且可以变通法律，而这正是“私法自治”的实质所在。从实践来说，在共和国末叶和帝政之初，为了适应商品流通快速迅捷的需要，受万民法的影响，出现了诺成契约（Contracts
Consensus）。这种契约形式相对于当时的要式契约、要物契约来说，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双方当事人的“同意”（consent）作为契约成立和拘束力的根据，而不要求履行一定的形式或者接受一定的物品。查士丁尼在《法学总论》中论及“诺成债务”的时候明确写道：“关于买卖、租赁、合伙、委任等契约，债务以当事人的同意而成立。上列各种契约，其债务的缔结只需要双方当事人的同意的说法，乃是因为其缔结既不需要文书，也不需要当事人在场；此外，也没有必要给予某物，只须进行该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同意即可。”③“以诺成方式缔结的债务因当事人表达相反的意思而消灭。”④诺成契约的出现，使商品流通从繁琐的形式中解放出来，标志着罗马法从重视形式转为重视当事人的意志，这是契约史上的一个进步。诺成契约因而成为“私法自治”观念的实践基础和后世“契约自由”原则的历史渊源。
到了1804年，作为“世界各地编纂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⑤的《拿破仑法典》，不仅鲜明地继受了罗马法私法自治的观念，而且第一次通过立法对契约自由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和规范的阐发。该法典规定：“契约为一种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数人对于其他一人或数人负担给付、作为或不作为的债务。”（第1101条）“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前项契约，仅得依当事人相互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原因取消之。”（第1134条）“解释契约时，应寻求缔约当事人的共同意思，而不拘泥于文字。”（第1156条）“文字可能作两种解释时，应采取最适合于契约目的的解释。”（第1158条）可见，《拿破仑法典》在有关契约的问题上，无论是契约的成立，还是契约的效力，无论是契约的解释，还是契约的解除，都主张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准。这与罗马法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有人说，《拿破仑法典》是以查士丁尼的《法学总论》为蓝本而制定的，拿破仑本人就是一位罗马法爱好者，看来是有根据的。
私法自治观念，从罗马法起，经过《罗破仑法典》，最终成为民法之精髓。不过，私法自治所以能够在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虽经曲折而终于不朽，并且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成为西方国家民法体系的基石英钟，是有着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和社会历史原因的。
首先，自然法思想是私法自治观念的源泉。自然法是西方历史上最古老和最具影响的法律思潮。它的产生无疑与人类最初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能力和认识角度有关。但是，它能够历经古代、中世纪直至近代一直为许多人所推崇和信奉，甚至在现代仍有人主张“复兴”自然法，说明在对法的认识和理解方面，自然法有其合理性。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等都是自然法观念的信奉者，而亚里士多德则是“自然法”概念的提出者。在古罗马时代，尽管情形与古希腊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但自然法的观念仍然是不容置疑的。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年～前43年）曾有一段关于自然法的经典性言论：“法符合自然的正确法则。它永恒不变，并具有普遍正确性。即使元老院、公民会议的决定也不能摆脱它所赋予的义务。对它进行说明和解释的不是外界，而是我们的内心。这个法，不管是在罗马或在雅典，不管是现在或将来，都没有什么不同；对一切国家和任何时代都具有不变的效力。这个法的主人和统治者是统治我们一切的神。因为，神是这个法的立法者、颁布者和法官；违背这个法的人，就是回避自己、否定人性的人。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即使摆脱了人为的刑罚，也会受到最严厉的神的惩罚。”⑥到了近代，即17、18世纪，理性主义自然法兴起，并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的重要思想内容，进而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锐利武器。理性主义自然法汲取古代自然法和中世纪自然法中的理性主义因素，排除其朴素直观的自然主义和蒙昧的神学主义，开始用“人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历史。它反对把人掩埋在自然界之中，反对把人当作神的奴隶，致力于重新发掘人、人的价值和尊严。它认为，法不是植根于自然和神，而是植根于人本身，即植根于人的理性意识。而人生来就有生命、自由、财产、追求幸福、平等、博爱及自我保护等权利，这就是所谓“天赋人权”，它们本源于自然法。⑦意思自治作为一种法哲学理论认为：人的意志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则为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当事人的意志不仅是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其发生根据。毫无疑问，自然法，尤其是近代的理性主义自然法关于尊重人的权利，人以自由为本性的思想，是罗马法和《拿破仑法典》确立和弘扬“私法自治”观念的法哲学根源。
其次，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是私法自治原则得以确立的政治经济条件。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所树立起来的一面鲜明的旗帜就是“天赋人权”。它凭借这面旗帜，号召人民起来推翻禁锢和压抑人民的自由、限制甚至剥夺人民的权利的封建统治。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作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响亮地宣告：“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自由包括从事一切不损害他人的行为的权利”，“法律只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动”。这些口号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而日益深入人心。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能不顾及自己在革命时期的许诺和人民大众的愿望和要求，不能不遵循社会进步的趋势和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的规律，并从法律上加以确认，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私法领域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方面则采取“契约自由”原则。前述《拿破仑法典》已经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证明。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私法领域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是首先在法国萌芽的。
最后，18世纪和19世纪的哲学思潮和经济理论对私法自治原则的确立起到了促进作用。从哲学上讲，私法自治首先是建立在人“生而自由”的信念之上的。从这个信念出发，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当事人不应当受其不曾同意接受的义务的约束；另一方面，当事人必须受其愿意承担的义务的约束。在法国，当资产阶级从封建君主手中夺得政权时，社会契约论已广为传播，并且成为欧洲最流行的政治哲学。有学者认为，社会契约论不过是私法自治理论的另一种表现而已，“如果说人的意志具有足够的力量创建一个社会及法律上的一般义务的话，那么，人的意志更能毫无问题地去创设约束当事人的特别的法律义务即债务”。⑧在英国，随着产业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与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边沁的自由放任主义哲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法官所信奉。他们认为，根据自由放任主义，当事人的意图是应该受到特别尊重的，法律对人们的干涉越少越好。在德国，康德的自由主义哲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说：“人只有一种天赋的权利，即与生俱来的自由。自由是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法则，它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当然，每个人都享有天赋的平等，这是他不受别人约束的权利，但同时，这种权利并大于人们可以彼此约束的权利”。⑨“人最适合于服从他给自己规定的法律——或者是给他单独规定的，或者是给他与别人共同规定的法律。”⑩康德认为，只有人才有自由意志，才有天赋的自由权利；同时，由于人是理性的动物，有选择自己行为准则的能力，所以，人必须对自己所选择的行为负责。人，为了自己的自由，必须尊重他人的自由，必须使得自己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能并行不悖。康德的见解，在当时可以说是对自由的涵义的权威阐释。在经济方面，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不仅对当时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以私人财产关系为对象的私法原则和私法理论。斯密认为，个人天生是为自己的利害打算的，只要不妨害他的自由竞争，他个人由此获得的利益越大，社会就会越富有，因此，应该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去管理产业和经营贸易。“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⑾上述哲学和经济学思潮，成为私法自治原则得以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前提。在后来的进程中，这些理论随着实践的变化发展而不断被修正，私法自治原则也同时不断被充实和完善。
国际私法领域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观念，最早于16世纪由法国人查理士·杜摩林提出。⑿到19世纪，受民法理论和康德哲学的影响，这种观念被命名为“当事人意思自治说”。也是在这个时期，自由资本主义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私法自治”和“契约自由”原则得到确立，合同法律适用上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也逐渐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并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直至成为确定合同准据法的首要原则，现在正开始向合同以外的领域扩张适用。
二、内涵论
一般认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由当事人协议选择准据法的做法。这种认识抓住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核心，在一定时期内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本旨，为在实践中贯彻当呈人的意图、实现私法自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不容忽略的是，尽管在理论上曾有人主张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是绝对的，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但实际上，在各国的国际私法实践中，对“意思自治”的适用从来都是加以限制的。就世界范围而言，随着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这种限制已发展得十分系统而完善了。
可以说，在存在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的场合，便同时存在着对这种自由的限制；在法律选择方面，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对意思自治的限制二者是紧密结合，相互依存的。笔者认为，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发展的现阶段上，有理由明确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本身应有的内容；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一项“原则”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于他们之间合同关系的法律；其二，当事人这种选择法律的自由要受到某种限制。下面对此作些分析论证。
（一）从历史来看，无论在学说上还是在实践上，意思自治与对意思自治的限制总是相伴而生、同时并存的。早在提出“意思自治”学说之时，杜摩林就指出，那些具有强制性的习惯，是不能依当事人的意思而排除其适用的。⒀意大利的孟西尼也曾说过，一国私法在财产及其享有的合同关系中赋予个人的权利，是个人能自由处置的权利。但是，只有在当事人的“自由是无害的范围内”，国家才“应该尊重他的自由，而且国家也没有任何利害关系需要来阻止他们行使这种自由”，但在超出这一范围时，即可援用公共秩序原则加以排除。⒁德国的萨维尼也持有类似的看法。英国的施米托夫在谈到当事人不得通过自由选择来规避原应适用于合同关系的法律时，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self-evident）。⒂在谈到何谓“强制性规则”的问题时，施米托夫又说：“强制性规则是指不能通过选择另一个法律制度而被废除的规则。”⒃这种说法意味着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当然要受到强制性规则的限制。上述权威学者虽分属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法系、不同的时代，论及问题的不同侧面，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一致的。这表明，在合同关系法律适用问题上，在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同时，也要对它加以限制，这一直是人们的共识。
在实践上，英国在维他食品公司诉乌纳斯航运公司案中，枢密院除了明确肯定合同当事人有选择法律的自由外，还要求当事人的选择须符合“善意”与“合法”、不违背公共政策等项条件。这里，“自由”及其“条件”二者共同构成了英国关于当事人选法自由原则的内容。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案例被视为有关当事人选法自由的“重要原则案例”。⒄意大利是最早以立法形式接受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在其1865年民法典中，这显然与孟西尼的影响直接有关，而孟氏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应受到限制的观点也同样反映在该法典中。1978年《意大利民法典》仍是把两者同时加以规定的。⒅1804年的《拿破仑法典》在总体上接受契约自由原则的同时，也规定了一些限制，最典型的是其第6条：“个人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到1967年，法国《关于补充民法典中国际私法规范的立法草案》一方面在“总则”中规定：“任何明显与国际关系中所理解的公共秩序不相容的外国法律不得在法国适用”，（第2283条）另一方面又在“适用于债的法律”一章中规定：“国际性契约以及由此产生的债，适用当事人各方所选择的法律。”（第2313条第1款）这项规定已不再是隐含于一般民法的契约自由原则中的笼统规定，而是对合同之债法律适用问题的明确专门的规定了，因而可以视为法国民法典对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确认。把这两个条款结合起来理解，即意味着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于国际性契约关系的法律，但如果所选择的外国法与国际关系中所理解的公共秩序不相容，则不得适用。至于晚近出现的国际私法立法，在关于合同之债法律适用的问题上均一方面采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另一方面规定对意思自治的限制，这种做法可以说已经成了普遍的国际实践。只是这种规定有的集中在一个条款中，使人一望便知，如1986年《联邦德国关于改革国际私法的立法》第27条，既规定了合同依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也规定了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不得违背与案件有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的强制规定；有的分散在几个条款中，需要结合起来加以理解，像前述法国立法那样。后一种规定方式是常见的，但却不便于人们把握和运用这一原则。而在前一种规定方式中，也不能简单地以为对意思自治的限制仅限于该条款本身的规定，其他有关条款，尤其是属于“基本原则”性质的条款的规定也应一并加以考虑，如前述德国立法第6条关于公共秩序保留的规定无疑应适用于当事人选择外国法的场合。不过，把当事人意思自治及对它的限制规定在一个条款里，却很直观地证明了这两者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在合同关系法律适用问题上，允许当事人选择法律，同时又对当事人的选择加以某种限制，这两者同样符合合同关系的本质和特点，同样来源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客观要求。首先，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按照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合同成立与否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合同之债的效力来源于当事人的合意。因此，合同实质上是当事人的一致的意思表示，构成合同关系的关键是当事人的意志。是否订立合同，与谁订立合同，订立什么合同，怎么订立合同，以及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等等，都要由当事人的意思来决定：这就是所谓“契约自由”。依据这种自由，在跨国合同领域，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于他们之间合同关系的法律是顺理成章的。可以说，在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上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不仅是“契约自由”原则在国际私法领域的特殊体现，而且自始便包含在“契约自由”的理念之中。由当事人协议选择应适用的法律，既是在跨国合同领域对“契约自由”原则的贯彻，也是对合同关系的本质要求的遵从。同时，在合同关系中，无论是为了维持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还是为了平等地保护双方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并真正实现其合理期待，都要求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要真实合法，不得因屈服于对方压力而为之，也不得因受蒙骗讹诈而为之，还不得为损害他人、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为之。合同关系既是一种法律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作为法律关系，当事人在其中既享受权利也承担义务；他们地位平等、各得其利。实行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可以保障双方机会均等，互利互惠。作为社会关系，合同所引起的各项交易，不仅涉及当事人双方的得失，也会进而影响社会的荣衰和他人的利害。实行有限制的“意思自治”，一方面可以保障当事人的自主权利，另一方面可以保障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不致受到损害。因此，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也是合同关系的本质要求。⒆
再则，合同是商品交换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是适应商品经济的客观需要而出现的。商品经济越发达越繁荣，合同的作用便越重要越普遍。现今，市场经济已成为各国共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必须遵循价值规律，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情势，因而市场主体的意志自由是十分重要的。另外，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的法则也要求当事人拥有充分的自治权或自主权，这样才有助于在竞争中掌握主动。市场主体的这种自由意志和自主权利表现在跨国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就是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的准据法。而且，市场经济的运作要求完善的市场体系，而这种市场体系则要求统一而完善的市场法律加以规制。然而，在跨国经济交往中，这种统一而完善的市场法制显然是难于形成的。国际条约、国际惯例以及一般法律原则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比较现实的办法，是赋予当事人自由选择法律的权利，由当事人来决定他们之间合同关系受何种法律支配。这样，一方面可以在承认各国法律存在差异乃至冲突的情况下解决法律适用问题，满足不同国家或地区间商事交往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一致性和可预见性的目标；另一方面，当事人之间通过协商把他们认为最适当的法律用于他们之间的合同关系，解决他们之间出现的交易问题，这不仅可以弥补国际市场法制不健全的缺陷，而且也往往使得在一定领域内较为先进而合理的法律得以适用，从而实现对跨国合同关系的科学有效的调整。人们不会忘记，杜摩林提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初衷，正是为了克服当时法国国内法律的不统一状态给法国商业交往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困难，同时他也希望商人们选择巴黎的习惯法去调整他们之间的合同关系，因为在杜摩林看来，巴黎的习惯法是最先进最完善的。后来，英国学者在对把当事人选择的范围限制在与合同有实际联系的法律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时也曾提出，英国的有关国际贸易和海上航运的法律制度是最为发达最为完善的，是有着明显优点的，因此，即使合同与英国没有任何联系，但如果当事人选择了英国法，也应予以承认。⒇这种说法无论其本身是否成立，但却可以说明，通过当事人选择法律可以促使较完善的法律制度适用于合同关系，从而改善国际市场法制不健全的状况。同时，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市场主体可以为所欲为，不意味着允许个人主义泛滥。相反，为了维持公平的交易秩序，保障社会整体效益的实现，市场主体追求最大效率的自私的愿望必须受到遏制，市场运行中那些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忽视各个部门的均衡与协调，忽视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行为必须加以制止和矫正，这样才能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和健康发展。因此，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国家的干预是必要的。在合同关系中，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加于以某种限制正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一种表现，它可以保证当事人更好地行使自治权。
（三）“原则”作为一个法律范畴有其内在规定性。一项原则的确立应当兼顾问题的各个方面，综合事物的各种特性，这样，才能使原则起到正确的指导和规范作用。因此
，原则的内容不应是单一的，单一便可能有失偏颇；它应该是全面的，全面才可能实现公允。原则本身应当是一个以确定者的价值目标为导向，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要素有机结合而成的，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指导和规范功能的体系。这样，当人们依照原则认识事物、采取行动的时候，才会不偏不倚，才会被现实所接纳，才会在正常而有序的状态下实现各方面利益的均衡和原则确定者的既定目标；原则才可以成为人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绳”。(21)因此，“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一项原则，也应该包含丰富的内容。在目前，它至少应包含当事人的“选法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适当限制”两个方面。过去那种把“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仅仅理解为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法律的观点是片面的，或者说是人们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的表现。它既不符合“原则”的内在规定性，也不符合前已述及的意思自治原则的倡导者和鼓吹者的本意。这种片面的理解，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在这种状况之下，人们往往会只注意“自由”的一面，而忽略“限制”的一面。毫无疑问，这种认识会在实践中导致混乱。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混乱，人们又一再提出要对当事人的选法自由加以限制。其实，只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懂得一旦接受这一原则，即意味着当事人一方面可以选择法律，另一方面必须遵守某种限制，那么许多麻烦或混乱便无从产生，即使产生也易于解决。
因此，笔者认为，“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二者是有区别的，前者只是后者的组成要素，并非其全部。从逻辑上讲，我们可以说“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或“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但不能说“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或“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因为后一种说法是矛盾的。
这样来理解“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内涵，不仅全面地把握了这一原则的内容，而且明确了“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这一各国公认的做法的“法律位阶”。一方面，它确定无疑地把对选法自由的限制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内容，这意味着无论在成文法上还是在判例法上，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加以适当限制都处于重要的“原则地位”。不遵守这些限制，便是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的行为和合同关系便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忽略了这些限制，便有可能导致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后果。另一方面，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中，“选法自由”和“适当限制”二者不是平位的，而是有主有从的。选法自由是这一原则的重心，也是法律规定或确认这一原则的主要取向；适当限制则是这一原则的“侧翼”，处于辅佐和补充的地位，是法律为当事人选法自由的正当实现而提供的保障。两者有机结合，不仅井然有序，而且相得益彰，从而为适当而合理地调整跨国合同关系，确定合同准据法提供准绳。
（四）自由与限制是一对矛盾的范畴，它们之间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从任何意义上，我们都不难发现自由与限制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在哲学上，人们研究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认为自由要受到作为主体的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与驾驭程度的限制。在政治学上，人们研究主体利益与社会秩序的关系，认为自由要受到主体所处的社会秩序的限制。在社会学上，人们研究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平等制约的关系，认为自由要受到其他主体享有平等自由的限制。可以说，任何一种自由本身都包含着某种限制。没有限制便无所谓自由；没有限制，“自由”不过是一种任性，或者是一种主观愿望，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更是行不通的，是对理性、正义和进步的否定。在前引康德的论述中，也已揭示了基于平等的天赋权利，每个人的自由与自由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制约关系。他还说：“如果在某种程度上，行使自由的本身就是自由的妨碍，那么，根据普遍的法则，这是错误的；反对这种做法的强迫或强制，则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对自由的妨碍的制止，并且与那种根据普遍法则而存在的自由相一致。于是，根据矛盾的逻辑原则，所有的权利都伴随着一种不言而喻的资格或权限，对实际上可能侵犯权利的任何人施加强制。”(22)黑格尔也曾尖锐地指出：“当我们听说，自由就是指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只能把这种看法认为完全缺乏思想教养，它对于什么是绝对自由的意志、法、伦理等等毫无所知。”(23)
从法律的角度讲，自由是一种权利，限制是一种责任。限制是对自由的制约，又是对自由的保障，它要求个人在行使自由权利时要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不损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的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法律在把自由确认为权利的同时，也就确定了各种自由权利的范围，使之有可能在自由的法律通则之下互相协调。正如孟德斯鸠所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24)为所欲为并不是自由，而是对自由的互相否定。各种自由权利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边际，在这个边际所指明的范围之内，权利的主体可以从事他想干的一切事情，别人的干涉是违法的。如果超出这个范围，自由就失去了权利的性质，他的行为就是违法的，因为这时候他必然会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在契约自由问题上，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的《德国民法典》（19年0年）把契约自由表达为“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在契约关系中，当事人的自由权利被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并以不违反公平和社会公共利益为条件，一旦发生争执的时候，法院以公平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尺度重新衡量当事人各方的意愿，并据此作出裁决。同《拿破仑法典》比较起来，《德国民法典》从社会本位的角度对契约自由设置了诸多限制，但是，应当承认，这样规定更符合现代社会的实际，它恰好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同《拿破仑法典》一样，《德国民法典》关于契约自由原则的规定也是建立在对罗马契约自由思想的继受基础之上的。(25)这表明，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和契约自由本身也是同出一源的，并且都是由法律来规定的。法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平衡自由与限制二者之间的关系。法律既保障自由，又限制自由，而限制自由最终是为了保障自由。“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所以，不管会引起人们怎样的误解，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人的自由和依照他自己的意志来行动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为基础的，理性能教导他了解他用以支配自己行动的法律，并使他知道他对自己的自由意志听从到什么程度。”(26)因此，如果说自由是法律所赋予的权利，那么法律也同时界定了自由的科学内涵，这种内涵意味着自由的存在与行使是离不开限制的。
因此，作为私法自治在国际私法上的反映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也是由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种权利，也是法律范围内的自由，理所当然地要受法律的规范和制约。我们不能想象，由法律赋予的个人权利会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外去行驶。相反，我们只能认为，法律在设定当事人选法自由这一权利的同时，便成为制约这种自由的一种既存的“金箍”，滥用自由便会招致惩戒。当然，这种规范和制约，也是当事人享有和行使意思自治权利的必要保障。所以，在合同关系法律适用问题上，当事人拥有选法自由，同时这种自由要受到某种限制：这二者同是各国法律规定或确认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的通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文件
州政发 [2004] 13号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政府各局委、各直属机构：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已经州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ＯＯ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2003]第375号)（以下简称《条例》）和《湖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湖南省政府[2004]185号令)，结合本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州行政区域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条例》的规定参加工伤保险。
各类企业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为本单位全部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其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已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或者已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不纳入工伤保险参保对象。
第三条 工伤保险费的征缴按照《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关于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征缴规定执行。
第四条 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全州工伤保险工作。
县、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
各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设立的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
第五条 劳动行政保障部门等部门制定工伤保险的政策、标准，应当征求工会组织、用人单位代表的意见。
第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将参加工伤保险和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情况每半年在本单位公示一次，接受职工的监督。
职工发生工伤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
对安全生产成效显著，当年未发生工伤事故或者工伤事故、职业病发生率在本州同行业中属最低的用人单位，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提出奖励办法，报州人民政府批准予以奖励。
第二章 工 伤 保 险 基 金
第七条 工伤保险基金在本州实行全州统筹。全州统一设立基金收入帐户,属于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由州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管理。各县（市）经办机构征缴的工伤保险费均直接划入该收入帐户。各县（市）所需资金由州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根据预算进行拨付，用于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
各县（市）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费的征缴及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
本行政区域内中央、省属国有或国有参（控）股企业按照《条例》规定的属地管理的原则参加当地的工伤保险。
第八条 工伤保险费根据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确定缴费费率。根据不同行业的工伤风险程度，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7—2002），将行业划分为三个类别：一类为风险较小行业，二类为中等风险行业，三类为风险较大行业。三类行业的初次缴费费率（即基准费率）为用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0.6%、1.2%、2.2%。
工伤保险费费率将根据用工单位工伤保险费使用、工伤发生率和安全卫生状况等情况每年实行浮动，浮动档次由州劳动保障部门会同财政、卫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调整方案，报州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施行。
第九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时、足额向当地经办机构缴纳工伤保险费。缴费数额为本单位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乘以单位缴费费率之积。职工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
用人单位按照本办法规定参加工伤保险后，其职工自参保的次月起工伤保险待遇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用人单位未经经办机构同意，不按期或者没有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由经办机构发出催缴通知，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除补交欠缴数额外，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2‰的滞纳金，其职工在欠费期间所发生的工伤保险待遇由用人单位承担。
用人单位主体发生变更的，变更后的单位继续承担原单位的工伤保险义务，并于变更后5日内向经办机构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条 工伤保险基金由下列各项构成
（一）用人单位缴纳的工伤保险费；
（二）工伤保险基金的利息；
（三）工伤保险费滞纳金；
（四）社会对工伤保险的捐献以及依法纳入工伤保险基金的其他资金。
第十一条 工伤保险基金用于下列支出：
（一）工伤保险待遇；
（二）工伤康复费用；
（三）工伤认定调查和劳动能力鉴定费用；
（四）工伤预防宣传和奖励费用；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用于工伤保险的其他费用。
第十二条 工伤保险待遇的以下项目由用人单位支付：
（一）受伤职工停工留薪期工资福利待遇；
（二）受伤职工停工留薪期护理费和住院伙食补助费；
（三）受伤职工外地就医及配置辅助器具的交通、住宿及伙食补助费；
（四）五至六级伤残职工伤残津贴；
（五）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
第十三条 工伤保险基金建立储备金制度，用于重大事故的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储备金按照当年工伤保险基金收缴总额的10%提留，本州留存7%,向省级上解3%。
本州发生工伤保险基金不足以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重大事故时，经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意，可以用储备金支付。储备金不足以支付时，经州人民政府批准由州财政垫付。
第三章 工 伤 认 定
第十四条 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或不认定为工伤或不视同为工伤的范围按照《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应先填写《工伤认定申请表》并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职工居民身份证；
（二）伤害事故的基本情况及其有效事故的结案证明书；
（三）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
（四）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
（五）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或职工及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申请工伤认定应当按照《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时限，向用人单位所在县（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县（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后，应当在7日内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应当受理；经审查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7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
县（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经受理后，应当调查核实并将申请材料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提交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县（市）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送达申请工伤认定的用人单位或职工或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同时抄送经办机构。
对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应当核发《工伤证》。《工伤证》由职工本人保存，用人单位不得扣留。
第十七条 职工在原用人单位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到现用人单位后被诊断患职业病的，现用人单位有责任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第十八条 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认为不是工伤的，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并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证据。
第十九条 工伤认定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一）超过申请时效的；
（二）不符合管辖权规定的；
（三） 属于《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情形的。
对不予受理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四章 劳 动 能 力 鉴 定
第二十条 依照《条例》规定，本州设立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分别由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人事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工会组织、经办机构代表以及用人单位代表组成。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在州劳动保障部门设立办公室，负责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设立派出机构或者委托相关机构受理当地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第二十一条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当根据《条例》的规定建立医疗卫生专家库。列入专家库的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其数量和专业类别应当满足劳动能力鉴定的技术要求和专业要求，并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颁发聘书。
第二十二条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具体承担以下鉴定或确认任务：
（一）伤残等级鉴定；
（二）生活自理障碍等级鉴定；
（三）延长停工留薪期的确认；
（四）康复性治疗的确认；
（五）配置辅助器具的鉴定。
第二十三条 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满或者停工留薪期内工伤治愈的，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应当书面向统筹地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或其委托机构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并提交工伤认定结论、诊断证明书、检查结果、诊疗病历等资料。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当自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鉴定结论。有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
第二十四条 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直系亲属对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不服的，应当自收到鉴定结论之日起１5日内向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并书面说明原因。
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为最终结论。
第二十五条 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作出之日起１年后，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所在单位或者经办机构认为伤残情况发生变化的，可以申请劳动能力复查鉴定。
复查鉴定的程序按本办法规定的初次鉴定程序办理。
第二十六条 初次劳动能力鉴定所需费用，参加工伤保险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支付；用人单位或个人申请再次鉴定的，由申请方预交鉴定费，再次鉴定结论高于原等级的，鉴定费用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再次鉴定结论低于或者与原结论相同的，鉴定费用由申请人负担。
劳动能力鉴定费用支付标准按照省价格主管部门与财政部门规定标准执行。
第五章 工 伤 保 险 待 遇
第二十七条 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其工伤治疗应当到工伤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情况紧急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急救，受伤职工所在的用人单位应在24小时内报告当地经办机构。在非定点医疗机构急救的，脱离危险后应及时转到定点医疗机构医治。
异地发生事故伤害在外地医疗机构救治的，用人单位应自救治之日起3日内向所在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报告，经急救脱离危险后应转入工伤发生地或统筹地区的定点医疗机构治疗。
工伤职工脱离危险后未及时转到工伤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治疗，或者未在规定时间内向当地经办机构报告的，其工伤医疗费用由用人单位支付。
第二十八条 受伤职工在工伤认定之前的医疗费用，先由用人单位垫付，工伤认定后符合工伤医疗规定的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予以支付。受伤职工治疗期间所发生的费用不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的，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
第二十九条 工伤职工需要进行康复性治疗的，须由工伤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提出意见，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治疗期间所发生的费用符合工伤保险医疗规定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工伤职工因工伤日常就医或回原籍居住地就医的，应在本人长期居住地选择一至两个医疗机构作为治疗医院，由用人单位到经办机构办理审批手续。未经审批同意所发生的工伤医疗费用，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
工伤职工治疗非工伤引发的疾病所产生的费用，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
第三十条 职工因工受伤或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治疗的，按照《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享受停工留薪期待遇，停工留薪的时间由定点医疗机构根据诊断结论提出意见，报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定，并通知用人单位和工伤职工。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间，用人单位不得与其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
第三十一条 工伤职工因日常生活或者就业需要安装配置辅助器具的，应由定点医疗机构提出建议，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到签订工伤保险服务协议的辅助器具配置机构安装配置。安装配置辅助器具的标准和具体办法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工伤职工已评定伤残等级并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需要生活护理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生活护理费。
生活护理费按照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或者生活部分不能自理3个不同等级支付，其标准分别为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50%、40%或者30%。
第三十三条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按《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享受相关待遇。
第三十四条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六级伤残的，按照《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享受相关待遇。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六级伤残的，经本人提出，该职工可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发伤残津贴。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标准：五级伤残为24个月本人工资；六级伤残为18个月。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标准：五级伤残为36个月本人工资，六级伤残为30个月。
第三十五条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按《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劳动关系的，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标准：七级伤残为15个月本人工资；八级伤残为10个月；九级伤残为8个月；十级伤残为6个月。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标准：七级伤残为15个月本人工资；八级伤残为10个月；九级伤残为8个月；十级伤残为6个月。
第三十六条 鉴定为五至十级伤残的工伤职工因合同期满与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或由职工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时，距法定退休年龄五年以上（含五年）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按照本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标准全额支付；不足五年的，每减少一年扣除20%，但最高扣除额不得超过全额的90%。
工伤职工领取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后，由用人单位到经办机构办理终止工伤保险关系手续。重新就业后再次发生工伤的，按照规定程序履行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手续，根据所在单位是否参加工伤保险，由经办机构或所在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工伤职工达到退休年龄或者办理退休手续的，不享受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
第三十七条 领取伤残津贴的工伤职工未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达到国家法定正常退休年龄的，依照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停发伤残津贴，改发基本养老金。按规定计算的养老金高于伤残津贴时，由养老保险基金按规定计算的标准计发，养老金低于伤残津贴时，由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补足差额部分。
第三十八条 职工因工死亡的，其供养直系亲属可按《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享受相关待遇。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为：
（一） 因工死亡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的，为全州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个月；
（二） 因工死亡的为全州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54个月；
（三） 视同因工死亡的，为全州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8个月。
供养亲属的范围按劳社部[2003]第18号令确定。核定的各项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工资。
第三十九条 企业破产时，在破产清算时应优拨付依法应由单位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费用。
一至四级工残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在破产终结前按上年度同类工伤人员工伤保险待遇留足十年，并一次性划拨给经办机构，一次性划拨到帐次月起，工伤保险待遇由经办机构支付。应由用人单位支付的费用,在破产终结前一次性支付给职工本人。
五至十级工伤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按照本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由用人单位发给伤残职工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终止工伤保险关系。
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由用人单位按照《条例》第三十七条（二）款的规定一次性清偿给供养亲属。
第四十条 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一）丧失享受待遇条件的；
（二）拒不接受劳动能力鉴定的；
（三）拒绝治疗的；
（四）被判刑正在收监执行的。
第四十一条 用人单位对接触粉尘、放射性、有毒有害物质的职工，在终止、解除劳动关系或者办理退休手续前，应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告知职工。被确诊有职业病的应办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工伤保险待遇核定手续，按照《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享受工伤待遇。
第四十二条 伤残津贴、供养亲属抚恤金、生活护理费按照当地参加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待遇调整期限同步调整。
第四十三条 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申请工伤保险待遇，应向经办机构提交《工伤保险待遇申请表》。
申请享受供养亲属抚恤待遇的，根据所申请的待遇项目提交以下相关补充材料：
（一）被供养人户口簿、身份证；
（二）街道、乡镇政府的无生活来源证明；
（三）在校学生的学校证明；
（四）民政部门对孤寡老人或孤儿的证明；
（五）养子女的收养证书；
（六）供养亲属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鉴定结论；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必需材料。
工伤职工及其直系亲属按《条例》规定应领取的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自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结论的次月开始计算工伤保险待遇并发放。
第六章 监 督 管 理
第四十四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对工伤保险费的征缴和工伤保险基金的支付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十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从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之日起30日内，持工伤证明和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到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工伤保险有关待遇登记。逾期未办理的，期间的工伤职工伤残津贴和生活护理费，由用人单位负责支付。
第四十六条 州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对县市经办业务进行指导与检查，定期核查县市工伤保险基金的收支情况。
第四十七条 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其直系亲属对工伤认定、工伤保险待遇、缴费率有异议的、按照《条例》第五十三条处理。
第四十八条 对违反《条例》和本办法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依照《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未明确规定的，按《条例》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2004年7月1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