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犬类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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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法国民法典》中存在一个特殊的合同—和解（transaction）合同，即“当事人通过相互让步解决或预防争议的有名合同”。鉴于其标的的特殊性—争议或纠纷，法律赋予和解合同终极的既判力。和解合同呈现出合同起源和裁判效力的混合性质。一方面，它在救济途径上不同于生效裁判，采取合同无效救济途径，并非诉讼上的再审程序；另一方面，它在合同无效事由的追究上，体现出与一般合同的特殊性。和解合同随着ADR的推广从民法典领域进入纠纷解决领域：当事人一方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官直接赋予和解合同执行效力。此程序正好与我国新确立的诉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相似；因此，通过与法国和解合同的比较法研究，可以寻求完善我国诉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之借鉴经验。

　　《法国民法典》第2044条至第2058条规定了一个特殊的有名合同—和解（transaction）合同。[1]它的特殊源于其标的—已产生的争议（contestation）或潜在的、可能产生的争议。根据《法国民法典》第2044条，和解合同是指“当事人用以解决已发生的争议或预防争议发生而缔结的合同”。和解合同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的《查士丁尼法典》和《学说汇纂》。14世纪的著名评论法学家巴尔托勒（Bartole）宣称：“和解是所有合同中最有用的种类之一。”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编纂者之一佩阿马卢（Préameneu）声称“和解将是解决争议的最巧妙手段”。从其属性和标的的性质来看，和解合同处于“程序法和实体法交叉的十字路口”。[2]由于和解合同纳入民法典的规定中，法国诉讼法学界长期以来忽略了对它的研究；这种现象直到法国ADR的发展才得到改变。和解合同作为友好解决争议的一种和平手段，正式纳入法国ADR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和解合同已经从民法中的‘小合同’演变为涉足广泛领域的一种争议解决的和平手段。”[3]为鼓励和解合同的适用，1998年第1163号法律规定：“当和解交易失败后进入诉讼程序，对在和解交易中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应当支付报酬。”法律援助的范围推广到和解合同的签订中。随着法国私法学家的论述深入和判例的逐渐补充，和解合同的内容有了新的扩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增设了“相互让步”（concessions réciproques）作为和解合同的生效条件。因此，和解合同应是“当事人通过相互让步解决或预防争议的有名合同”。

　　2002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此条已落实到2010年颁布的《人民调解法》第31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争议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将合同性质的界定推广到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对民事争议调解后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可以说，此处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与法国和解合同中的“相互让步”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同时，我国的法律最近也确立了对此类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发布的《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对于该程序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然而，我国确立的司法确认程序中存在许多未决问题，如司法确认程序的法律性质、受理范围、案件管辖、申请方式、条件和期限、审查范围、审理规程、调解协议内容的调整、司法文书形式、撤回申请与程序转换、确认错误的救济。[4]

　　鉴于和解合同标的的特殊性，法国法律和判例对于该合同的生效条件、法律效力、无效事由、与法官的关系上有着特殊的规定。这些特殊规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小心保护当事人合意的真正落实。我国法律将诉外调解协议的性质定义为民事合同可谓一大进步；然而，关于这种特殊合同的具体实施，学者们的探讨则比较少。我们试图通过对《法国民法典》中和解合同适用的研究寻求可以借鉴的经验。

　　一、和解合同的生效条件

　　根据1995年2月6日关于发展和解合同以求友好解决争议的通告，和解合同生效的条件包括：当事人应当具备和解的能力；和解的标的应当是合法的；和解的目的在于预防或解决实在的争议；当事人之间同意作出相互的让步。虽然《法国民法典》第2044条第2款规定“和解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签订”；但是，根据法国的有关判例和学术界的论述，书面形式不是和解合同生效的条件，而只是一种有利的证明方式。[5]

　　（一）当事人应当具备和解的能力

　　《法国民法典》第2045条规定：“为进行和解，必须具备处理其涉及标的的能力。”和解是一种涉及对权利的处理行为，所以它要求当事人必须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如此，已解除监护的未成年人自然享有和解的能力。对于受监护的未成年人或受监护的成年人，他们的和解行为需要得到监护法官（juge des tutelles）的同意；监护人可以在获得家庭委员会（conseil de famille）或监护法官的同意下代表未成年人进行和解。对于财产受管理的成年人，他可以在财产管理者或监护法官的同意下进行和解。受司法监管的成年人可以进行和解，但是其签订的和解合同可以因损失的原因而撤销。当然，当事人也可以把和解权授予其他人行使。例如，在司法破产管理程序中，债务人可以单独或在法官委任的管理者的帮助下进行和解；在司法破产清算程序中，得到法官授权的清算人，在传唤债务人后，可以与债权人就相关的争议进行和解。于是，在审查和解合同时，合同签订人是否具备和解权是关键。

　　（二）和解的标的应当是合法的

　　与其他合同一样，和解合同的标的必须为可交易的事物，并且必须遵守公序良俗的有关规定。法国判例规定，和解合同通常只能处理已产生的权利（droits acquis），而不包括未来的权利（droits futures ）。例如，当事人只能就已确定的抚养费数额，而不能就将来抚养义务产生的数额进行和解。[6]和解合同确定的抚养费数额可以根据事后相关因素的变化增加或减少；相反，有关禁止增加或减少抚养费的规定则是违背公共秩序，将导致和解合同的无效。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与保险人或肇事者可以就将来发生的后果（即使是不可预知的）进行和解；但是，任何一方可以在和解合同签订后15日内自由选择撤销该合同；而且，受害人在10年内保留一项权利，可以要求加害人对伤害的恶化要求补充赔偿。这些判例所表明的中心意图就是避免当事人在“不明白”的情形下作出权利的妥协和让步。纠纷解决时，当事人对于未来的权利暂时没有清晰的概念，他们可能出于某种不得已的考虑，或者对自己权利所面临的形势并不清晰的情况下就作出选择；如此，这样的选择本身是不明智的，违背了意思自治原则。

　　和解合同的范围自身就是一个公共秩序性质的问题。在商事领域中，和解合同的范围比较宽广，几乎不受限制，除非有特别规定。然而，在民事领域中，和解合同的范围受到的限制比较多。[7]例如，禁止就涉及身份权的事项（亲子关系、离婚或同居关系的解除、国籍）进行和解，但是因身份权产生的金钱方面的利益除外。下列情形下涉及家庭财产处理的和解合同无效：侵犯继承保留份额的；在法律禁止的范围之内试图替代委托遗赠的受益人的；掩盖因无能力接受捐赠的绝对无效事由；试图使因形式欠缺而归之无效的赠与生效的；涉及法律禁止的关于未来遗产分割的协议。在债权和物权方面，和解合同在下列情形下处于无效：以赌博债务为标的的；标的在于约定公务员职位转让的价格的；提前放弃追究他人责任的诉权的；要求受害人的损害赔偿必须在和解签订之日评估的，等等。在社会法（droit social）领域中（包括劳动法、租约法、保险法、消费法），鉴于当事人力量的不平等，判例对于和解合同的适用给予更多的关注，目的在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劳动法为例，劳动者一方只能就他被解雇后的后果进行和解；因此，劳资双方的和解合同只能在劳动合同终止之后或者劳动者收到解雇信之后签订，之前签订的和解合同将因违反公共秩序导致绝对无效。和解合同的适用范围由于法官对公共秩序原则的解释过于宽泛而显得有些狭窄；因此，其适用范围中的公共秩序原则到底应如何界定，也是那些致力于推广和解的学者们讨论的一个重点。

　　（三）和解的目的在于预防或解决实在的争议

　　与古罗马法不同，《法国民法典》中的和解合同，不仅用于解决争议，而且被当事人用以消除他们法律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即使还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争议）。这种扩张后的争议范围广泛被罗马一日耳曼法系国家采用。那么，如何判断当事人签订的和解合同是以争议的存在而展开的？这个问题在司法程序中的和解容易得到解决。在司法程序启动之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已经现实地呈现出来，和解的标的自然容易判断。司法程序外进行的和解需根据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区别对待。关于法律事实，如被害人和肇事人或保险人之间就伤害事实所产生的分歧即“争议”。关于法律行为，需要考虑和解合同介入的时间。例如，在买卖合同的谈判过程中，双方就合同标的的有关事项（如价格）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不能定为“争议”；因为这时合同未签订，没有产生任何权利，也不能产生任何诉讼（先合同义务除外）。如果双方最后就此达成协议，此协议并非和解合同，而是买卖合同。如果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双方的矛盾意见就有可能产生一个真正的争议，成为和解合同的标的。

　　（四）当事人之间同意作出相互的让步

　　关于此项条件，《法国民法典》没有规定。当时的民法典制定者之一普提也（Potier）采纳了杜马（Domat）的观点：“我们可以进行和解，不需要给予什么，也不需要承诺什么”。[8]由此，当事人在和解中不需要进行任何让步，而只是接受也可以。然而，“和解的基础，不是探索理想的正义，而是利益会合的安排。”[9]实践中关于和解的法律都要求：“如果没有任何给予、抑制、承诺，和解不可能发生。”所以，第四项条件可以说是民法典立法者的一个疏漏。于是，随后的判例和学术讨论将该项条件补充到和解合同中。

　　然而，如何定义“相互让步”？法国判例一直未给予明确的界定，而是留给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评断。最高法院通常只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不会具体衡量个案中当事人相互作出让步的客观相等性；但是“微不足道”的让步（concession dérisoire）将视为“相互让步”的缺失，成为撤销和解合同的条件。[10]1995年2月6日关于和解合同的通告中明确说明：“当事人之间相互作出的让步无须在规模上对等化，但是它们必须具有最起码的可靠性。只有一方单方面做出的对所有事项的让步，将视为相互让步的缺失。然而，最高法院并不对相互让步的事实进行详细的审查。当没有明显的不平等揭示互相让步的缺失时，和解合同的效力将不会被质疑。不过，行政法官的地位比较严格，因为行政机构从来都不被允许赔偿他不应给付的数额。”在社会法方面，判例特别关注有利于劳动者一方的平衡。所以，它侧重于评估雇主一方的让步的实质性。也就是说，偏向于作出对劳动者的有利解释。

　　法国法院对和解合同中“相互让步”的界定体现了他们面对和解合同适用的一种犹豫：一方面，他们清楚知道法官对和解合同不宜干预太多，因为和解合同毕竟是当事人合意的结果，如果干预过多，则是以法官恣意取代当事人合意；另一方面，他们也明白现实中当事人的力量不平等是会导致不公平协议的产生，在合同领域就是如此，绝对的契约自由是不可靠的，法官的介入也是必需的。如此，法官的介入到底应持什么样的尺度？法国最高法院试图给予它的法官们一个指导原则，即注意相互让步是否存在非常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即一方作出了重要的让步，而另一方仅仅存在“微不足道”的让步。一般人的做法是希望自己在作出让步时，对方能作出对等的让步；即使不是完全对等的，最起码两者的对价相比较不能悬殊太大；一旦悬殊过大时，任何人都可以合理怀疑这种让步是非真实的、并非当事人自由意思的表示，应当是受到某种因素的干扰而作出的不得已行为。所以，法国最高法院允许法官在当事人的申请下对此类情形实施干预，否认该合同定义为和解合同的性质。

　　　二、和解合同的法律效力

　　“相互让步”不是和解合同的成立条件，而只是一个资格条件。因此“相互让步”的欠缺只不过是使合同丧失成为和解合同的特征，但仍保留其作为一般合同的特征。这时就涉及和解合同与一般合同的一个重要区别，即两者的法律效力不同。当事人为什么要就争议作出相互的让步成立和解合同；此举就是在于追求法律规定的和解合同的特殊效力。从合同效力的引申来看，和解合同具有合同的强制效力。当事人应当遵守他们之间签订的和解合同；否则，他们将承担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然而，标的的特殊性决定其效力不同于一般合同。根据《法国民法典》第2052条规定，和解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终极的既判力（1’autorité de la chose jugee en dernier ressort）。根据既判力的理论，对于和解合同处理的争议标的，法官将没有权力再予以处理。法官权力受限制的前提是：同一标的、同一原因、同一当事人。和解结束纠纷时便排除当事人就和解标的的起诉权。如果一方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反对和解的既判力，她将面对依据既判力抗辩的同样条件和特征提出的和解抗辩（exception de transaction）。和解抗辩在任何情形下可导致诉讼的不予受理（fin de non-recevoir）。

　　有学者如此解释《法国民法典》为什么对和解合同使用“既判力”的字眼：民法典第2052条对于和解合同效力的规定，不是来自纠纷事实的真实，而是来自当事人约定不求助于诉讼的合同义务所产生的强制力；该条意味着当事人之间可以最终确定他们各自权利的状况，这种“确定”相当于裁判的效力，所以立法者采取“既判力”的说法。[11]和解合同的效力本质源于合同效力，即双方当事人接受合同义务产生的约束力，并非如判决中“法律事实”产生的效力；如此，和解合同的既判力显然与判决的既判力从根源上是不同的。于是，其他法国学者对于民法典采取的和解合同“既判力”说法提出各种质疑，认为此说法不准确，容易在司法裁判依附的真实推定和既判力抗辩产生的遵守技术方面导致混乱。[12]他们提出：首先，“终极”（dernier ressort）一词的使用不恰当，因为从字面上看，意味着和解只能依据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程序（pourvoi en cassation）提起，而事实上是和解只能依据针对合同无效的有关法律途径启动。其次，此处的“既判力”也不等同于司法判决的既判力的传统概念，只包含后者的部分解释。根据相关判例，和解的既判力不能由法官依职权主动提出，只能由一方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或上诉程序中提出；也不能在最高法院启动的再审程序中提出。而且，“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不能阻碍欧盟成员国对当事人就该纠纷作出的判决的效力”。[13]根据欧盟法的规定，和解合同在欧盟成员国法院的承认中只具有等同于认证文书的效力。有鉴于此，有学者提出将第2052条中的“终极的既判力”改为“协商事项的效力”或“合同的协商效力”（l’ autorite de lachose convenue ou contractee），以从字面上直接区别于法院裁判的既判力效力。[14]和解合同的取得介于合同法和程序法之间的特殊效力；基于此效力，和解合同呈现出一种混合性质—“起源上的合同性质，效力上的裁判性质”。[15]

　　三、和解合同的无效事由

　　和解并非司法裁判行为，只是具有某些裁判行为的属性。和解的特殊效力未改变其合同本质；因此，在和解合同的救济途径上，不是采用适用生效裁判的申请再审救济途径，而是和其他合同一样，采用合同无效救济途径。考虑到和解合同的标的特殊性，导致其合同无效的原因—意思表示的瑕疵，与一般合同无效的理由有所区别：承认因欺诈（dol）或胁迫（violence）引起的瑕疵，排除就损失（lesion）请求的撤销，改革因错误（erreur）引起的瑕疵。

　　首先，《法国民法典》第2052条规定：法律上的错误（erreur de droit）和损失不能导致和解合同的无效。和解是一种特殊的行为，即当事人自己替代法官，避开严格适用法律，自己确定调整法律形势的规则。他们只有在很清楚自己将要放弃什么的情形下才能被认定为有能力这么做。另外，他们有足够的手段去获取法律的信息。因此，如果当事人自己事先仔细了解法律，法律上的错误便是不可能的；如果当事人没有仔细查询法律，产生的法律上错误则是不可原谅的。而且，排除法律上的错误契合和解合同的风险特征。根据其标的，和解是一种风险（aleatoire）合同或对等（commutatif ）合同。在和解中，当事人主动放弃普通的权利主张和对纠纷的裁判认知；如果允许他们以对客观法律的无知要求撤销法律的适用，这是很荒谬的、不符合逻辑的。[16]至于损失的排除，则是因为在和解中当事人的意愿确定之前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权利也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不能确定在什么样情形下当事人减少自己的权利主张或弃权是合适的。

　　其次，《法国民法典》第2053条规定：欺诈、胁迫、事实的错误（erreur defait ）导致和解合同的无效。法国判例对此的解释比较宽松，以便有利于受害一方举证，避免不公平协议的产生。例如，由于实践中肉体上的胁迫很少见，通常为精神上的胁迫，判例将威胁采取法律途径的行为或利用事故受害人或职工的困难处境的乘人之危行为解释为胁迫行为。威胁提起刑事起诉或民事诉讼，通常属于一种合法的胁迫（violence légitime ）；一方以提起司法救济途径威胁对方进行和解，判例通常是承认这种威胁行为的合法性，不会因此宣称合同无效。然而，如果当这种威胁手段带来的结果远远超过该方当事人本应获得的利益，这种“过度的优势”（avantages excessifs）将使胁迫的合法性丢失，从而成为宣告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此外，经济上的强制（contrainte économique）也构成胁迫。德巴日（Deparis）先生是一位汽车修理工，他的工作车间遭受一场意外的大火。他和保险公司达成和解合同，保险公司支付667,382法郎的赔偿金额，分两次支付。之后，他向大审法院起诉，要求保险公司给予高于1,000,000法郎的赔偿金额。他声称自己因为当时的财政形势非常困难，迫于此答应和保险公司签订了和解合同。上诉法院认定经济上的强制属于“损失”，不能成为合同无效的事由。然而，最高法院将经济上的强制认定为“胁迫”，可以成为和解合同无效的事由。“和解可以因胁迫而撤销，经济上的强制属于胁迫，而非损失。”[17]

　　事实的错误包括当事人认定的错误，争议标的的错误，和解标的权利性质的认定错误。对和解标的权利的范围或重要性的错误认识，即合同当事人对损失的程度或数额评估错误，不属于事实的错误，不能以此要求撤销和解合同。实践中，一个错误是定为法律错误还是事实错误，没有彻底明晰的界限。法国法院则利用这种模糊，根据不同情形具体诠释，控制对和解合同的审查。例如，关于外国法律内容认识的错误属于法律上的错误，不能构成撤销和解的理由；尽管外国法的内容通常被认为是事实问题。关于国籍的错误也为法律的错误，不能导致和解的撤销；尽管这个错误对继承方面的主观权利（droits subjectifs）的范围构成影响。然而，对于保险人和被投保人、职工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判例倾向于扩大事实错误认定的范围，以保护弱者一方的利益。因此，立法者即便将和解合同无效的事由限制在欺诈、胁迫、事实的错误这几个方面，法官却可以通过对这些事由采取或宽或紧的解释，控制法官介入和解合同的范围；实践中的法官多半采取一种宽泛的解释，如此看出法官对和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适用的犹豫，他们总是担心当事人由于力量的不平等而产生违背自己意愿的行为产生。这也是调解等诉外协商解决方式在法国推广难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食品卫生管理实施办法
广东省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卫生法（试行）》（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法》）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境内从事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以及与食品卫生有关的其他物品的生产、经营及储运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辖区内食品卫生监督工作。
食品卫生监督所需经费，由各级政府列入财政支出预算，纳入卫生事业费统筹解决。

第二章　食品卫生
第四条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除应执行《食品卫生法》第六条规定外，还应遵守下列要求：
（一）不得同时兼营有毒、有害及容易使食品造成污染的不洁物品；
（二）饮食店应有足够周转的餐具，有专用消毒设备并有专人负责，有防蝇、防尘、防污染的专用保管柜存放；
（三）设置加盖容器存放垃圾和废弃物，并定期清扫消毒；
（四）工作人员在生产、销售食品时必须穿戴工作衣、帽，保持个人卫生。
第五条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除应执行《食品卫生法》第七条规定外，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物品）：
（一）含人工投放激素药物的畜、禽、兽产品及其制品；
（二）含未经允许使用的农药物、保鲜剂的蔬菜、水果、水产品及其制品，或农药残留量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农畜产品；
（三）非食品酒精配制的酒类；
（四）注水、掺水或使用色素的鲜肉类、鲜奶、水果等；
（五）含硼砂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肉类、豆制品及其他食品；
（六）有毒的野蘑菇、河豚鱼、贝壳类，死的甲鱼、鳝鱼、螃蟹（花蟹除外），发霉的甘蔗、银耳（雪耳）等。
第六条　既是食品又是药品或用作食品调料或食品强化剂的动植物品种，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一）属国家药典或卫生部门有关规定中载明的粮食、蔬菜、瓜果、水产、畜禽、野味和调料品种，并符合国家关于《禁止食品加药卫生管理办法》的规定；
（二）传统上习惯使用作为食品、饮料的调料，并为实践证明是安全卫生的中药品种；
（三）为增强营养成分而加入食品中的强化剂，必须符合国家关于《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卫生标准》的规定。
生产上述食品必须按规定经食品卫生监督部门审批。
第七条　在地方性甲状腺肿病区（简称地甲病区），食盐经营单位和个人应购进和销售加碘食盐（简称碘盐），严禁批发、销售非碘盐。
根据地甲病防治工作需要并经上级卫生部门同意，县一级卫生部门可决定扩大碘盐供应的区域范围。

第三章　食品卫生管理
第八条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必须按《广东省食品卫生许可证发放管理暂行办法》和《广东省各类食品企业卫生许可证发放要求》的规定领取《食品卫生许可证》，凭《食品卫生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后，方可开业。
食品卫生监督机构依法吊销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的《食品卫生许可证》时，应及时通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收缴其《营业执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吊销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的《营业执照》时，应及时通知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收缴其《食品卫生许可证》。
第九条　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必须经过食品卫生业务知识和食品卫生法规培训（其中主管食品卫生工作的负责人或管理人员培训时间不少于一百个学时），经考核合格取得结业证书后，才能从事食品生产和经营业务。
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必须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并取得合格的健康检查证。
第十条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的主管部门（包括总公司，下同），负责管理本系统的食品卫生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检查《食品卫生法》和本办法的执行情况：
（二）建立健全食品卫生检验机构和管理制度；
（三）改善所属企业的生产经营设施；
（四）对所属企业人员经常进行食品卫生知识教育。
第十一条　大、中型食品卫生生产企业和有条件的小型食品生产企业应设立食品卫生检验科（室），不具备设立检验机构条件的小企业，其产品可委托经卫生部门认可的检验单位进行检验，且每批产品必须检验合格才能出厂。
食品生产企业应配备二至五名专职或兼职食品卫生管理员，食品卫生管理员必须符合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经培训考核合格，由企业推荐，由主管部门审批并发给《广东省食品卫生管理员证》和胸章。
食品生产企业每季度应向主管部门和当地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报告一次产品质量检验情况。
第十二条　新建、扩建、改建食品生产、经营项目的选址和设计审查，必须有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参加。不符合卫生要求的，不得定点和施工。
第十三条　食吕生产企业利用新资源和新原材料生产食品、食品强化剂、食品添加剂的新品种及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食品洗消剂等，应事先经过技术鉴定，填写《新产品审批表》，向当地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申报，经省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初申同意后，报国家卫生部
审批。经批准并发给产品卫生许可证后方准投入生产和销售。
第十四条　食品广告，应按国家颁发的《食品广告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执行，食品的标签，应按国家颁发的《食品标签通用标准》实施。各级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应严格监督检查。
生产、销售定型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包装材料，必须附有产品说明书或商标。产品说明书应载明产品名称、产地、厂名、生产日期、批号（代号）、生产许可证编号、规格、配方（主要成分）、保存期限、食用或使用方法等。
第十五条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在省内采购食品及与食品卫生有关的物品时，必须按《广东省食品卫生索证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索取检验合格证或化验单，销售方不得拒绝提供。
购销双方对食品卫生质量发生争议时，由发生争议所在地或销售方的县级以上食品卫生监督机构仲裁决定，如无法达成协议时，由上一级食品卫生监督机构仲裁决定或由省食品卫生监督机构仲裁决定。
第十六条　发生食品污染和食品中毒事故时，责任单位的负责人应立即向当地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报告。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应及时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现场调查，采取控制措施，并向上一级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报告。
第十七条　进口食品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未建立进口食品卫生检验机构的地方，由当地卫生防疫站或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机构承担进口食品的监督检验任务。进口寄售食品的卫生管理，应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出口食品的卫生监督检验由进出口商品检验部门负责。生产、经营出口食品的企业，应按照国家有关出口食品卫生管理的规定执行。
将出口食品转国内销售的，必须向当地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提交产品说明及转内销的原因报告，经审查或复验产品质量符合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方可调拨、销售。

第四章　集市贸易的卫生管理
第十九条　城乡集市贸易的食品卫生管理工作，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集市贸易市场管理机构应设二至五名专职或兼职食品卫生管理员（审批办法按第十一条规定执行），其主要职责是：
（一）对从事食品生产、经营人员进行食品卫生知识、法律和道德教育；
（二）制订市场的食品卫生管理制度，并组织检查落实；
（三）检查市场的食品卫生及环境卫生，对违反《食品卫生法》和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劝告、警告和限期改进。严禁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
（四）及时向工商行政管理、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和农、牧、渔业部门反映有关食品卫生情况。
第二十条　市场食品经营摊档，必须按卫生要求合理分段设置。
第二十一条　经营直接入口食品的店、摊、亭及流动车，应在指定地点经营。严禁无证照者及无防蝇、防尘、防污染、无消毒设施者经营直接入口食品。
第二十二条　牲畜屠宰，必须严格按照《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和《广东省牲畜屠宰及卫生检验管理暂行规定》执行。
食品卫生监督员、检查员和市场管理员应经常对上市肉品进行检查监督。

第五章　食品卫生监督
第二十三条　县以上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或卫生防疫站是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行使食品卫生监督职权的常设机构，负责管辖范围内食品卫生检验监督工作。
省、省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可根据条件，确定若干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负责本单位食品卫生监督、检验工作。
上级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有责任对下级食品卫生监督机构进行检查监督和指导。省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对违反《食品卫生》的重大案件，可直接处理；对下级监督机构和铁路、交通、厂（场）矿等监督机构处理不当的案件，有权纠正或重新处理。
第二十四条　县以上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或卫生检疫站设食品卫生监督员。其任免程序是：由所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或卫生防疫站提名，经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审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发给或收回食品卫生监督员证件。并报上一级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备案。铁道、交通、厂（场）矿
卫生防设站食品卫生监督员，经其主管卫生行政部门审定，由其上一级主管部门批准任免，发给或收回食品卫生监督员证件。并报省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备案。
食品卫生监督员的基本条件另行规定。
第二十五条　城乡基层卫生院应设二至五名专职或兼职食品卫生检验员，由基层卫生院负责人和经过《食品卫生法》，食品卫生专业知识培训的卫生人员担任，经当地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审查，报同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发给《广东省食品卫生检查员》证件和证章。
第二十六条　食品卫生检查员的主要职责：
（一）协助食品卫生监督员工作，对辖区内食品卫生情况进行检查；
（二）对违反《食品卫生法》和本办法者，依法给予警告、限期改进、禁售、现场销毁、没收食品及用品（价值二百元以下）、以及罚款（一百元以下）等处罚。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对违反《食品卫生法》第四、五、六、十、十一、十二、二十三、二十五条或本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或产品不符合卫生标准及卫生管理办法者，责令其限期改进。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七、八、十、十二、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八条或本办法第五、十三、十四、十五、二十二条规定者，责令追回已出售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其中对人体健康有害、无安全处理措施或无利用价值的，予以没收或销毁。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私自生产、销售食品者，没收其全部违法所得（从开始非法营业之日起累计），并处违法所得百分之十罚款。
第三十条　对违反《食品卫生法》或本办法的下列行为，可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
（一）对违反《食品卫生法》第六条、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处以一百元至二千元罚款；
（二）违反《食品卫生法》第七条、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可处以一百元至五千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以五千元以上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处以二十元至二百元罚款；
（四）烹调、加工、销售食品过程中，混放、混用生熟食品、食品容器者，处以二十元至一百元罚款；
（五）生产或销售直接入口食品的人员，不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或用不洁纸张或容器盛装食品者，处以二十元至二百元罚款。
（六）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者，每人处以二十元至五十元罚款；传染病者不调离工作岗位的，应责令调离，并处以二十元至一百元罚款；
（七）造成食物中毒的责任单位和个人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并按事故大小和危害程度处以罚款：
中毒人数十人以下的罚款一百元至一千元；十一人至三十人的，罚款五百元至五千元；三十一人至一百五十人的，罚款一千元至一万元；一百五十一人至三百人的，罚款二千元至二万元；三百零一人以上或故意隐瞒不报的，应加重处罚；
（八）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处以三十元至三百元罚款；
（九）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处以一百元至二千元罚款；
（十）因运输不当造成食品污染的，应责令运输部门赔偿损失，并处以一百元至一千元罚款；
（十一）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责令停止施工，并处以一百元至一千元罚款；
（十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者，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以二百元至二千元罚款；
（十三）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处以五十元至一千元罚款；
（十四）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对责任单位负责人处以五十元至五百元罚款，对责任单位处以五百元至五千元罚款；
（十五）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责令其停止生产，没收其违法所得，封存产品等候处理，并处以二百元至二千元罚款；
（十六）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当收非碘盐并处以二十元至五百元罚款；
（十七）食品生产、经营者隐瞒或拒绝向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提供有关资料，经教育解释仍不提供的，处以二十元至一百元罚款。
受罚单位或个人应在收到食品卫生监督机构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交罚款，逾期不交的，每日加收百分之一的滞纳金。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责令停业改进：
（一）造成食品严重污染、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事故；
（二）经限期改进后仍达不到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
（三）因设备陈旧工艺落后或建筑设计、生产配置不合理致使食品卫生质量低劣，长期达不到卫生要求的；
（四）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抽检同种食品（含餐具）连续三次检验不合格的。
前款责令停业改进一次，期限不超过十天。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吊销食品（产品）卫生许可证：
（一）经停业改进和罚款处理后仍不改进者；
（二）违反《食品卫生法》情节恶劣者；
（三）经全面鉴定确实不宜继续生产、经营食品者；
（四）因违反食品卫生管理规定，造成严重伤亡事故，触犯刑律者。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各项行政处罚，可以单处或并处，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决定执行。但罚款或没收违法所得超过五千元的，须报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罚没款项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罚款支出不得列入成本。没收物品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处理。
第三十四条　对销售者的行政处罚，由销售者直接承担。经查明主要责任应由生产者、批发者、运输者、仓储者等承担的，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可直接给予行政处罚。如果上述责任者不在管辖范围内，可将处罚建议书及有关证据材料移交给其所在地的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处罚。移交处理后
应将结果通知销售地食品卫生监督机构。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但对限制食品的决定应当立即执行；对罚款的决定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三十六条　违反《食品卫生法》和本办法生产、经营食品造成食物中毒人员死亡，以及其他食源性疾患事故、人体健康严重损害或足以造成潜在性危害，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凡以暴力、、威胁等方法阻碍食品卫生监督员、检查员依法执行职务，围攻、殴打食品卫生监督员、检查员和市场管理人员的，由公安部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对贯彻执行食品卫生法规成绩显著的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和个人，应给予表扬和奖励；对玩忽职守、营私舞弊、执法犯法者，依法从严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由广东省卫生厅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1989年10月1日起施行。



1989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