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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汉市人大


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武汉市禁止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条例》的决定　附：修正本
颁布单位: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颁布时间:20011206

实施时间:20020101

内容分类:工商管理综合规定

题注:（2001年7月5日武汉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2001年11月29日湖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目录:修改决定 附：武汉市禁止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条例（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生产者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章 销售者的责任和义务

第四章 相关者的责任和义务

第五章 行政管理

第六章 社会监督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正文:

修改决定 武汉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对《武汉市禁止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 三条修改为：“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查处生产假冒伪劣商品行为；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查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法律、法规对查处假冒伪劣商品行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称监督管理部门）的派出机构和稽查机构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的日常工作。 “法律、法规规定由其他管理部门对有关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进行查处的，从其规定。”

二、 增加一条，作为第四条：“本市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包庇、放纵本地区、本系统发生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或者阻挠、干预依法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进行查处。”

三、 第四条改作第五条，并在末尾增加一句：“禁止在建设工程中使用假冒伪劣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四、 第五条改作第六条，其中第二项修改为：“伪造或者冒用商品条形码、名优标志、免检标志、防伪标志、国际标准标志、认证标志、合格证明、检测机构的检测合格证书或者商品产地、商品生产企业名称或者地址的”；第四项修改为：“对人体健康、人身和财产安全存在不合理危险，或者不符合有关保障人体健康、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第五项修改为：“过期、失效或者变质以及伪造、篡改生产日期、保质期的”；第六项修改为：“与标明的产品标准、技术指标不符，与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标明的质量状况不符，或者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未作说明的”；增加一项，作为第八项：“法律、法规界定的其他假冒伪劣商品。”

五、 第六条改作第七条，将其中的“视为假冒伪劣商品”修改为“以假冒伪劣商品论处”；第一项修改为：“对使用不当，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而未按法律、法规规定提供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的”；增加一项，作为第四项：“在商品或者商品包装上标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法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监制、监销商品字样的。”

六、 第十三条改作第十四条，修改为：“销售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商品检查验收制度；发现假冒伪劣商品，应当及时向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七、 第十六条改作第十七条，将第三款中的“转让给非委托人”修改为：“非法转让他人”。

八、 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服务业不得将假冒伪劣商品用于经营性服务。”

九、 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一条：“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在监督管理部门履行查处涉嫌假冒伪劣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职责时，有如实提供生产者、供货者的义务。”

十、 第二十条改作第二十三条，修改为：“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行政，行政行为应当符合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 监督管理部门查处假冒伪劣商品时，对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相互移送或者应当由其他部门查处的，必须依法移送。”

十一、 第二十一条改作第二十四条，将第一款中的“技术监督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称监督管理部门）”修改为“监督管理部门”；增加一项，作为第三项：“责令生产者、销售者追回已售出的假冒伪劣商品”；第四项改作第五项，修改为“进入商品生产地、存放地检查商品”；第五项改作第六项，删去其中的“生产、销售的”；增加一项，作为第七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删去第二款。

十二、 第二十二条改作第二十五条，修改为：“监督管理部门发现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或者接到有关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的举报后，应当立即进行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案情重大复杂的，可适当延长时间，但延长的时间不得超过六十日。”

十三、 第二十三条改作第二十六条，修改为：“监督管理部门对涉嫌假冒伪劣商品实施查封、扣押时，应当制作查封、扣押通知书，开具查封、扣押商品清单，自查封、扣押之日起三十日内对涉嫌假冒伪劣商品作出认定；情况特殊的，经市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可适当延长时间，但延长的时间不得超过三十日。 “在法定认定期限内经认定不属于假冒伪劣商品或者逾期未作出认定的，应当立即解除查封或者扣押，退还商品；造成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 “涉嫌假冒伪劣商品的检测，由法定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或者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委托的质量检验机构进行检测；需被侵权单位鉴别的，由监督管理部门委托其进行鉴别。经检测认定为假冒伪劣商品的，检测费用由被检测商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

十四、 第二十七条改作第三十条，增加一项作为第五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十五、 第二十九条改作第三十二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由监督管理部门给予相应处罚： “（一）生产、销售本条例第六条第二项、第七项所列商品的，责令改正，没收其商品及违法所得，并处以该批商品（包括已出售和未出售的，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二）生产、销售本条例第六条第三项、第六项所列商品的，责令改正，没收其商品及违法所得，并处以该批商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三）生产、销售本条例第六条第四项所列商品的，责令改正，没收其商品及违法所得，并处以该批商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四）生产、销售本条例第六条第五项所列商品的，责令改正，没收其商品及违法所得，并处以该批商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五）生产、销售本条例第七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所列商品的，责令改正，没收其商品；情节严重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该批商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罚款。 “（六）生产、销售本条例第七条第二项所列商品的，责令改正，没收其商品；情节严重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该批商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罚款。 “（七）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强迫、指使、纵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没收其个人违法所得，处以个人违法所得一至五倍、最低不少于一万元的罚款。 “（八）单位的质量检验人员为假冒伪劣商品签发合格证，或者明知是假冒伪劣商品而按合格品验收的，没收其个人违法所得，处以个人违法所得一至五倍、最低不少于五千元的罚款。 “（九）单位的采购人员明知是假冒伪劣商品而采购的，没收其个人违法所得，处以个人违法所得一至五倍、最低不少于五千元的罚款。 “生产本条例第六条第四项、第七项所列商品的，除按前款规定处罚外，还应当没收其专门用于生产该产品的原辅材料、包装物和生产工具。”

十六、 第三十条改作第三十三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由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相当违法所得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为之提供场地、设备等条件的； “（二）承印或者转让假冒注册商标标识、条形码、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及其商品标售包装物的； “（三）仓储保管者、运输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假冒伪劣商品，为之保管或者运输的； “（四）传授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方法的。”

十七、 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四条：“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并履行相关手续，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商标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其商品及违法所得，并处以非法经营额百分之五十以下或者侵权所获利润五倍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 “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未经依法查验有关证明和审查广告内容，即为假冒伪劣商品提供广告服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并在相应范围内公开更正，消除影响，没收广告费，处以相当广告费一至五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广告经营许可证，停止其广告业务。”

十八、 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五条：“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在建设工程中使用假冒伪劣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由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使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假冒伪劣商品而购买、使用，拒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假冒伪劣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生产者、供货者的，比照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由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假冒伪劣商品而用于经营性服务的，比照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处罚。”

十九、 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六条：“隐匿、转移、变卖、损毁被依法查封、扣押的物品的，由监督管理部门处以被隐匿、转移、变卖、损毁物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二十、 删去第三十一条。

二十一、 第三十四条改作第三十九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或者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提供服务，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十二、 第三十五条改作第四十条，并作以下修改：在“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后增加“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将“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修改为“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生活自助具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抚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将“抚恤费”修改为“死亡赔偿金。”

二十三、 第三十六条改作第四十一条，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包庇、放纵商品生产、销售中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 “（二）违反国家行政许可管理规定，致使出现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的； “（三）帮助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当事人逃避查处的； “（四）阻挠、干预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商品生产、销售中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交的； “（六）其他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不依法履行查处职责的。 “本市各级国家机关有包庇、放纵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的，依法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二十四、 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二条：“本条例所规定的假冒伪劣商品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销售的假冒伪劣商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商品的市场价格计算。”

二十五、 删去第三十七条。 本决定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武汉市禁止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款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附：武汉市禁止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条例（修正）



（1995年1月6日武汉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1995年3月31日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根据2001年7月5日武汉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2001年11月29日湖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的《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武汉市禁止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用户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商品生产者、销售者的合法经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商品生产、销售和与商品生产、销售相关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查处生产假冒伪劣商品行为；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查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法律、法规对查处假冒劣商品行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称监督管理部门）的派出机构和稽查机构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的日常工作。 法律、法规规定由其他管理部门对有关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进行查处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本市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包庇、放纵本地区、本系统发生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或者阻挠、干预依法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进行查处。

第五条 禁止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禁止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提供条件和服务。禁止在建设工程中使用假冒伪劣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第六条 本条例所称假冒伪劣商品是指： （一）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并履行相关手续，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商标的；（二）伪造或者冒用商品条形码、名优标志、免检标志、防伪标志、国际标准标志、认证标志、合格证明、检测机构的检测合格证书或者商品产地、商品生产企业名称或者地址的；（三）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 （四）对人体健康、人身和财产安全存在不合理危险，或者不符合有关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五）过期、失效或者变质以及伪造、篡改生产日期、保质期的； （六）与标明的产品标准、技术指标不符，与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标明的质量状况不符，或者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未作说明的；（七）国家明令淘汰的； （八）法律、法规界定的其他假冒伪劣商品。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假冒伪劣商品论处： （一）对使用不当，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而未按法律、法规规定提供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的；（二）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取得生产许可证方能生产而无证生产的； （三）商品或者商品包装上未按法律、法规规定标明商品名称、企业名称和地址、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未标明商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名称和数量、生产日期、安全使用期、失效日期的；（四）在商品或者商品包装上标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法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监制、监销商品字样的。

第二章　生产者的责任和义务

第八条 本条例所称生产者，是指从事商品制作、加工监制的单位（以下称生产单位）或者个人。 生产者必须严格遵守商品质量管理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商品质量标准。

第九条 生产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对本单位生产的商品质量负责，不得强迫、指使或者纵容本单位工作人员生产假冒伪劣商品。

第十条 生产单位的质量检验机构和质量检验人员必须严格质量检验，不得为不合格或未经检验的商品签发合格证。

第三章　销售者的责任和义务

第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销售者，是指从事商品批发、零售的单位（以下称销售单位）或者个人。 销售者必须严格遵守商品质量管理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不得销售假冒伪劣商品。

第十二条 销售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对本单位销售的商品质量负责。不得强迫、指使或者纵容本单位工作人员销售假冒伪劣商品。

第十三条 销售单位的采购部门和采购人员不得采购假冒伪劣商品。

第十四条 销售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商品检查验收制度；发现假冒伪劣商品，应当及时向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第四章　相关者的责任和义务

第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相关者，是指为商品生产、销售提供条件和服务的单位或者个人。 相关者为商品生产、销售提供条件和服务，必须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

第十六条 场地、设备出租者应当对承租者利用场地、设备的情况进行监督；发现承租者利用场地、设备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必须立即向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

第十七条 禁止印制、销售假冒商标标识、假冒条形码、假冒名优标志和假冒认证标志。 承印注册商标标识、名优标志、认证标志，或者含注册商标标识、条形码、名优标志、认证标志的包装物和铭牌的，应当查验有关证明文件，并复印留存；对不能提供证明文件的，不得承印。承印者不得将承印的注册商标标识、条形码、名优标志、认证标志，或者含注册商标标识、条形码、名优标志、认证标志包装物和铭牌非法转让他人。

第十八条 仓储保管者和运输者在保管、承运商品时发现假冒伪劣商品，应当拒绝提供保管、运输服务，并向监督管理部门举报。

第十九条 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进行商品广告宣传，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查验有关证明，审查广告宣传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为假冒伪劣商品提供广告宣传服务。

第二十条 服务业不得将假冒伪劣商品用于经营性服务。

第二十一条 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在监督管理部门履行查处涉嫌假冒伪劣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职责时，有如实提供生产者。供货者的义务。

第二十二条 禁止向单位或者个人传授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方法。 5第五章　行政管理

第二十三条 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行政，行政行为应当符合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监督管理部门查处假冒伪劣商品时，对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相互移送或者应当由其他部门查处的，必须依法移送。

第二十四条 监督管理部门及其执法人员在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时行使下列职权：（一）询问证人和有关人员，并可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有关材料； （二）责令生产者、销售者和相关者说明假冒伪劣商品的来源和数量，并停止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三）责令生产者、销售者追回已售出的假冒伪劣商品； （四）查阅、复制有关发票、帐册、凭证、记录、文件、合同、协议、业务函电等资料； （五）进入商品生产地、存放地检查商品；（六）查封、扣押假冒伪劣商品和与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有关的物品；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五条 监督管理部门发现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或者接到有关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的举报后，应当立即进行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案情重大复杂的，可适当延长时间，但延长的时间不得超过六十日。

第二十六条 监督管理部门对涉嫌假冒伪劣商品实施查封、扣押时，应当制作查封、扣押通知书，开具查封、扣押商品清单，自查封、扣押之日起三十日内对涉嫌假冒伪劣商品作出认定；情况特殊的，经市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可适当延长时间，但延长的时间不得超过三十日。在法定认定期限内经认定不属于假冒伪劣商品或者逾期未作出认定的，应当立即解除查封或者扣押，退还商品；造成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 涉嫌假冒伪劣商品的检测，由法定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或者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委托的质量检验机构进行检测；需被侵权单位鉴别的，由监督管理部门委托其进行鉴别。经检测认定为假冒伪劣商品的，检测费用由被检测商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

第二十七条 监督管理部门对假冒伪劣商品生产者、销售者、相关者必须建立档案。对情节严重的假冒伪劣商品生产者、销售者，可以在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场所显著位置悬挂“假冒伪劣商品生产者”或者“假冒伪劣商品销售者”警示标志十五日。

第六章　社会监督

第二十八条 用户、消费者因假冒伪劣商品受到损害的，有权向监督管理部门和保护用户、消费者权益的社会组织投诉、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以及为之提供条件和服务的行为，有权向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对举报有功的，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奖励。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为举报人保密。

第三十条 保护用户、消费者权益的社会组织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接受用户、消费者对假冒伪劣商品生产者、销售者、相关者的投诉，对投诉进行调查，向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处理建议；（二）支持受假冒伪劣商品损害的用户和消费者提起诉讼； （三）向用户、消费者提供识别假冒伪劣商品的方法和保护用户、消费者权益的咨询服务； （四）参与对假冒伪劣商品的查处；（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三十一条 新闻单位应当通过多种方式实施舆论监督，揭露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由监督管理部门给予相应处罚：（一）生产、销售本条例第六条第二项、第七项所列商品的，责令改正，没收其商品及违法所得，并处以该批商品（包括已出售和未出售的，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二）生产、销售本条例第六条第三项、第六项所列商品的，责令改正，没收其商品及违法所得，并处以该批商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三）生产、销售本条例第六条第四项所列商品的，责令改正，没收其商品及违法所得，并处以该批商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四）生产、销售本条例第六条第五项所列商品的，责令改正，没收其商品及违法所得，并处以该批商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五）生产、销售本条例第七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所列商品的，责令改正，没收其商品；情节严重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该批商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罚款。 （六）生产、销售本条例第七条第二项所列商品的，责令改正，没收其商品；情节严重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该批商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罚款。（七）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强迫、指使、纵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没收其个人违法所得，处以个人违法所得一至五倍、最低不少于一万元的罚款。 （八）单位的质量检验人员为假冒伪劣商品签发合格证，或者明知是假冒伪劣商品而按合格品验收的，没收其个人违法所得，处以个人违法所得一至五倍、最低不少于五千元的罚款。（九）单位的采购人员明知是假冒伪劣商品而采购的，没收其个人违法所得，处以个人违法所得一至五倍、最低不少于五千元的罚款。 生产本条例第六条第四项、第七项所列商品的，除按前款规定处罚外，还应当没收其专门用于生产该产品的原辅材料、包装物和生产工具。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由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相当违法所得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罚款：（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为之提供场地、设备等条件的； （二）承印或者转让假冒注册商标标识、条形码、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及其商品标售包装物的；（三）仓储保管者、运输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假冒伪劣商品，为之保管或者运输的； （四）传授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方法的。

第三十四条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并履行相关手续，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商标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其商品及违法所得，并处以非法经营额百分之五十以下或者侵权所获利润五倍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未经依法查验有关证明和审查广告内容，即为假冒伪劣商品提供广告服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并在相应范围内公开更正，消除影响，没收广告费，处以相当广告费一至五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广告经营许可证，停止某广告业务。

第三十五条 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在建设工程中使用假冒伪劣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由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使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假冒伪劣商品而购买、使用，拒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假冒伪劣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生产者、供货者的，比照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处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由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假冒伪劣商品而用于经营性服务的，比照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六条 隐匿、转移、变卖、损毁被依法查封、扣押的物品的，由监督管理部门处以被隐匿、转移、变卖、损毁物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阻碍监督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或者其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或者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提供服务。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除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外，还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负责向用户或者消费者退还货款；因假冒伪劣商品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生活自助具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抚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假冒伪劣商品生产者、销售者，发布虚假广告，欺骗和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用户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发布的，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十一条 国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包庇、放纵商品生产、销售中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 （二）违反国家行政许可管理规定，致使出现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的； （三）帮助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当事人逃避查处的；（四）阻挠、干预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商品生产、销售中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交的； （六）其他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不依法履行查处职责的。本市各级国家机关有包庇、放纵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的，依法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所规定的假冒伪劣商品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销售的假冒伪劣商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商品的市场价格计算。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根据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明确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一体现“以人为本”精神的规定无疑是一大进步。

　　一、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可以拒证的法理基础

　　（一）“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规定在中国古代历朝法律中均有体现

　　亲亲相隐，也即“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首谋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或作证。亲亲相隐观念起源于春秋时期，在《论语·子路》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的这句话成为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石。　　

　　“亲亲相隐”制度最早由儒家提出，就是因为儒家看到并承认人的自然感情是爱有等差的，社会秩序不能违背人的自然感情。其后的亲亲相隐制度的“立法理由”也被公开表述为尊重人类亲情。如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亲亲得相首匿”正式成为中国封建法律原则和制度。这一立法精神一经确立，即以其与儒家道德准则的和谐而永恒地成为不能动摇的传统，并为后世法律所沿袭。唐代，亲亲相隐在法律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唐律疏议·名例》卷六：“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此处的同居是同财共居，是不是同户籍里的人并不会对相隐原则产生影响。当然，这一原则以不侵犯统治者的根基为限，所以也存在例外：“谋反、谋大逆、谋叛，此等三事，并不得相隐。故不用相隐之律。”《宋刑统·名例律》第六卷沿袭了唐代的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但也规定“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隐”，“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

　　综观中国几千年亲亲相隐的发展历史，其范围呈扩大之势，从“父子相隐”到“亲亲相隐”到“同居相隐”。从行为的本质看，相隐行为由一种法律义务逐渐转变为一种法定权利。

　　（二）日本、韩国、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法律中均有“亲亲相隐”的类似规定

　　与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不同的是，现代西方法治认为，亲属作证特权是一种权利，即不作证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对大义灭亲行为则不提倡也不惩罚。古今中外之所以都选择了“亲亲相隐”或容隐，是因为在任何社会，亲情都是社会的基石，允许“亲亲相隐”可能会对受害人造成不公，对司法部门查案和审判造成不便，但缺乏人情的法律，却会破坏道德伦常，亲情沦丧会起到更大的负面作用。

　　有学者指出：“在通常被人们认为最代表中国封建法制的宗法主义特色的重大问题上，西方法律传统也存在着相同或类似的规定。也就是说，在依据‘亲亲尊尊’原则处理亲属相犯案件时强调刑事责任‘亲疏有别’、‘尊卑有别’方面，西方法律传统特别是近代西方法律与中国传统法律不谋而合。”（参：范忠信在《中西法传统的暗合》）《日本改正刑法草案》规定“直系血亲或者配偶，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之罪的，不处罚；其他亲属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之罪的，可以免除处罚。”韩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深受中国儒家理论的影响，《韩国刑法典》规定了“藏匿人犯罪与亲属间之特例”，规定：“亲族、家长或同居之家族为犯人而犯前项之罪者，免除刑罚。”《德国刑法典》规定：“有利于其亲属而犯本罪者，不处罚。”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分则设立了“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罪”，规定：“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或三等内之姻亲图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脱逃人，而犯藏匿人犯罪或湮灭证据罪者，减轻或免除处罚。”

　　可见，“亲亲相隐”，并不只是中国古代法制的特色，德、法、英、美等西方国家以及韩国和日本，也都有“近亲属有拒绝作证权和近亲属窝藏得以减刑或免受刑罚”的规定，并且沿用至今。

　　二、否定亲属容隐和强迫亲属作证之缺憾

　　长期以来，“亲亲相隐”被视为封建糟粕遗弃，转而大力提倡“大义灭亲”。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表明我国亲属没有拒证权。而在司法解释中，鼓励大义灭亲的规定更比比皆是，如规定嫌疑人被亲友强送到司法机关的，可以比照自首减轻处罚。

　　亲属间相处机会远多于非亲属，故互相了解行踪远胜于非亲属。案件发生而拘系嫌疑人后，只要想收集证据，司法工作人员一般都会想到两条捷径：其一从犯罪嫌疑人口中获得，其二从犯罪嫌疑人亲属处获得。这是最经济、最方便、最传统的取证途径。法律若只规定任何知道案情者均有作证义务，只规定任何人知严重罪行不举告或藏匿犯罪人即构成隐匿罪，而不将近犯罪嫌疑人亲属排除在外，那就无异于授权司法工作人员逼迫亲属作证或动则以知情不举、隐匿或者帮助罪犯等罪责来拘传、惩罚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因为对刑事证人，在屡传不至时可以拘传，对犯罪嫌疑人可以临时拘留。这种拘传、惩罚、逼证逼供就是株连亲属的最初表现。

　　此外，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伦理关系之一，仅仅是家庭内部的监督，无疑就将会破坏家庭成员之间的信赖和谐关系，其行为的延伸无疑也就会损害到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而如果这种所谓的家庭内部监督的结果还需要被“单位”所掌控的话，那将从根基上扭曲和破坏家庭关系的基础，从而带来更为严重的家庭以及社会伦理的失范。

　　和“亲亲相隐”相对的是“大义灭亲”，二者思想根源都发轫于先秦的春秋时期，他们如同一面风月宝鉴，照出世人截然不同的两面。然而，世人更多了解“大义灭亲”，对“大义灭亲”持肯定态度者居多，而对“亲亲相隐”则多有诟病，“大义灭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直到今日，大义灭亲的悲剧还常常见诸报端。“大义灭亲”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主要是基于“亲亲相隐”是为了维护封建伦常这一错误认识。既然“亲亲相隐”为人所不齿，那么自然而然转向世人推崇的“大义灭亲”。

　　大义灭亲，固然是一种正义，但正义并不是大义灭亲！法律和正义，都只是道德的最低限，理论上我们不能为了低限的正义而要求人们违背更高的道义。禁止“亲亲相隐”导致人权保障难以实现，在人权观念倍受重视的今天，人权已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命题，同时也是一个法学上的果实。我国已经加入了多项人权国际公约，但容有“沉默权”“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拒绝作证权”等多种人权内容的“亲亲相隐”制度却一再被抛弃，使得人权保障在法律体系内缺少应有的载体。当人们在为“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非法取证”“变相关押证人”等违法违规现象探求对策时，接纳、继承“亲亲相隐”制度不失为一剂良药。　　　　　　

　　三、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可以拒证的合理因素

　　对人性的热切关爱，这或许是亲亲相隐制度的生命之源。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看到了的那样，父母对儿女的怜惜，儿女对付母的关爱等人类情感“往往发生于一种自然的冲动或无法说明的本能”，有的本身就是“我们天性中原来赋有的某些本能”。这些本能是原始的、基本的、第一性的情感，是大自然灌注到动物身上并主要构成人的自然本性的情感，也是其发生方式不能合理的加以理解的情感。亲亲相隐制度内含尊重亲情，关爱人性这些人类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观念，是值得珍视的。在现实生活中，“亲亲相隐”从属于一种亲情关系，是人的一种本能反应。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国家法律应以家庭亲情为基础。亲情之爱是一切爱的基础，人们在面对这种本能的情感时一般不计较其他社会关系和利益得失，这种亲情关系在诉讼中可能与国家利益冲突，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发生矛盾，此时后者应对前者予以避让。

　　亲亲相隐所饱含的融融温情，培育、增进了家庭的和睦与稳定，而家庭的和睦与稳定，则有利于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在这里，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各取所需，但各不相同的利益，在亲亲相隐中却得到了充分的保护，达成了和谐与一致。因此亲亲相隐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亲亲相隐”看似一种悖谬的思想原则，与以往提倡的“大义灭亲”完全不符，但“亲亲相隐”的本质却恰恰反映出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思想。因为国家法律秩序的维护和当事人亲情关系的维系，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说，保证血缘亲情纽带的免于崩裂似乎更具切身利益。家庭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基本单位，是人们走向外缘社会的先天性架构支撑。家庭关系是最自然的社会基本组织，有超稳定的自组织功能，这也正是法律构建和运行的基础。为此，发生在家庭关系中的任何法律制度关系，必须考虑家庭成员间的特殊影响，尤其不能在制度关系中把家庭关系虚无化。鉴于此，任何倡导家属间相互监督活动都不宜开展，这种监督既违背人性又违反人文理念。没有以亲情为基础的家庭这一社会最基本社会组织细胞的有力支撑，任何法律和制度都会形同虚设。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亲亲相隐”制度体现一种伦理思想。伦理就是做人的道理，简称为人道、人理、人义，也即所说的伦理道德。柏拉图说：“伦理道德是法律的根据和归宿”。因此，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中国古代伦理刑法与国外容隐制度中关于人性之合理部分的精神和原则，明确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以拒证，从而使刑事法律更加注重人性化与人文关怀，这既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