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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劳动监察中执行劳动部文件有关行政处罚标准问题的请示”的复函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1 13:53:10  浏览:8763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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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劳动监察中执行劳动部文件有关行政处罚标准问题的请示”的复函

劳动部办公厅


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劳动监察中执行劳动部文件有关行政处罚标准问题的请示”的复函

1995年5月15日,劳动部办公厅

辽宁省劳动厅:
你省沈阳市劳动局“关于劳动监察中执行劳动部文件有关行政处罚标准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一、关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行政处罚办法》(劳部发〔1994〕532号,以下简称《处罚办法》)与《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规定》(劳部发〔1994〕246号)在对企业职工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经济补偿和赔偿规定不相一致的问题,依据《劳动法》规定,我部在《处罚办法》中对相关内容作了调整。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应按《处罚办法》规定执行。
二、关于《处罚办法》未做规定,其它劳动行政规章作出行政处罚规定的问题,应按有关规章规定执行。
三、关于《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劳部发〔1994〕458号)和《就业训练规定》(劳部发〔1994〕490号)等劳动行政规章只规定行政处罚种类而未规定具体处罚标准问题,省级劳动行政部门可按以上两个规定在制定实施办法时作出具体规定。
以上意见,请转告沈阳市劳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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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基本法第20a条浅析

翟巍


  德国基本法第20a条内容为: 基于对未来世代的责任,国家在合乎宪法秩序范围内,经由立法以及依据法律及法之规定经由行政与司法保障自然生活根基与动物。

  该条款作为德国具有前瞻性的环境保护宪法性条款,具有自身的鲜明特征,于司法实践中亦备受瞩目。 本文拟对该条款特征作简要分析,希冀为未来中国宪法中植入相似条款提供参考。

  该条款主要具有五项特征,阐释如下:

  一. 突出所保护客体的自然属性

  德国基本法第20a条保护客体之一为人类之自然生活根基。(引注1)

  从语义分析角度考察,“自然生活根基”概念与狭义语境下“环境”概念并无实质意义上的区别。(引注2) 基本法第20a条采用前者是为了更加明确地将文化、社会与政治视角下的泛义语境下的环境种类排除于该条款的适用范围之外。(引注3)

  如前所述,德国基本法第20a条所保护之人类生活根基必须具有“自然”特性。有基于此,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心理与社会环境并不属于德国基本法第20a条所指之人类自然生活根基,其损害亦无法获得该条款之法律救济。(引注4)

  二. 所保护客体存在交叉重叠现象

  德国基本法第20a条规制对象为自然生活根基与动物之国家保护。(引注5)

  德国基本法第20a条草案原不包括保护动物内容,此内容乃后来添加。然而,此一添加使德国基本法第20a条关于自然生活根基与动物保护的表述产生语义上的重叠问题。

  因为“自然生活根基”概念外延极广,依社会公认标准,它不仅包括土地,水,空气等自然资源,还应包括动物世界与植物世界。(引注6)

  当然,动物作为具有感知的自然生活根基种类,相较其他自然生活根基种类与人类具有更密切的联系,将其作为宪法保护的客体因而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与更为迫切的现实需要。有基于此,德国基本法第20a条将动物从自然生活根基中单列出来予以保护,可使对于动物世界的宪法性保护具有更强针对性与明确性,从而有效避免因自然生活根基概念所涉种类的过于庞杂而可能产生的动物世界宪法性保护失之单薄的状况。

  三. 本质表现为宪法框架性条款

  德国基本法第20a条为涵摄国家目标之宪法条款。(引注7)

  更进一步分析,德国基本法第20a条所涵摄之保护条款并非宪法意义上的基本权利条款,而是国家目标宣示条款。(引注8)

  第20a条本质上为一条体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宪法框架性条款。其主要功能有二。其一是为基本法其他条款与一般法律法规条款的解释提供一条有利于实现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的客观判定标准;其二是为已经或将来制定的关于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法律法规提供明确的宪法性条款支撑。

  有基于此,此条款并非授予自然环境与动物新型权利的授权条款。试图利用此条款将自然环境与动物确立为新的权利主体并行使环境诉讼行为,不仅违背条款设计者的初衷,而且缺乏相对应的宪法条文支撑。

  四. 存在破坏基本法诸条文相容性之可能

  德国基本法第20a条有可能限制基本法所明确的既有个人基本权利的行使,从而造成德国基本法诸条款在适用上的矛盾竞合。(引注9)

  由于德国基本法第20a条明确强调关于自然生活根基与动物之保护应基于为将来世代负责之目的,而将来人类世代利益与当代人类群体利益在享有自然生活资源领域不可避免存在矛盾冲突;因此第20a条的适用可能与以保护当代人类群体利益为圭臬的关于基本权利的基本法相关条款的适用产生矛盾。

  此种矛盾冲突虽然在理论上存在,但在德国基本法的实践应用过程中已经得以有效规避。

  因为第20a条只是框架性国家目标条款,而并非实际授权性条款,有基于此,该条款缺乏由德国公民直接援引适用的现实可能性。

  德国公民依据德国基本法第20a条并不直接具有要求国家施行环境法律保护措施的请求权。(引注10) 此请求权必须在适用德国基本法关于基本权利的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参引基本法第20a 条方得行使。(引注11)
  德国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是大陆法系国家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个人资料保护专法,它采取统一立法模式,对个人资料保护进行统一规范、统一保护。经过长期的适用和反复修订,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的原则、监督机关、损害赔偿等制度,已日臻成熟,成为大陆法系其他国家个人资料保护的立法范本。

  由于受美国理论界的影响,德国联邦于20世纪60年代末以保护隐私入手开始关注个人资料处理带来的社会问题。国会于1970年起着手制定《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草案》,并于1971年向众议院提交,经过6年的反复讨论与修改,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最后于1976年全文通过,1977年生效。该法的正式名称是《防止个人资料处理滥用法》,人们习惯称其为个人资料保护法。由于德国联邦政府在1982年颁布的《人口普查法》中决定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对公民进行全面的资料收集,范围包括人口、职业、住所和工作等几乎全部个人资料,有人就此提起宪法诉讼要求宣告《人口普查法》违宪。1983年12月15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最后做出判决认定该法有违宪情况,并且在判决中使个人资料权利成为一项明确的宪法权利。这成为德国个人资料保护法发展的里程碑。在这之后,德国开始重新修订个人资料保护法,直至1990年12月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才修正完成并公布实施。经过1990年的修订,德国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在理论与司法界都得到了较为一致的肯定。

  个人资料保护原则是个人资料保护法的核心内容,德国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有完备的原则体系:(1)直接原则,即个人资料的收集应当直接向本人收集;(2)更正原则,即为了保护个人资料的内容完整与正确,本人有权利修改个人资料以使其在特定目的的范围内保持完整、正确;(3)目的明确原则,即在收集个人资料时必须有明确的目的,禁止公务机关和非公务机关非法超出目的范围收集、储存个人资料;(4)安全保护原则,即个人资料应该处于安全的保护中,避免可能发生的个人资料的泄露、意外灭失和不当使用;(5)公开原则,即个人资料的收集、利用与处理一般应当保持公开,本人有权利知悉个人资料的收集、利用和处理情况;(6)限制利用原则,即个人资料在利用时应该严格限定在收集的目的范围内,不应作收集目的之外的使用。

  德国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对监督机制做出了完整而系统的规定,设置了个人资料保护委员对公务机关处理个人资料的情况进行监督,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一般由大学教授或法官担任,除非联邦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主动向联邦总统提出免除职务的请求,否则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能罢免其职务。同时还设置资料保护人对非公务机关处理个人资料进行监督,资料保护人由各单位自行任命,以其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品行良好为任命的基本条件。

  损害赔偿制度是德国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的权利救济措施,也是资料本人补救权利的最终途径。德国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对把对个人资料的侵权行为分为两大类,即行政侵权行为和民事侵权行为。行政侵权行为是指公务机关违法收集、利用及处理个人资料的行为,而民事侵权行为是指非公务机关和参与竞争的企业违法收集、利用及处理个人资料的行为。此法对于基于这两种侵权行为发生的损害赔偿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归责原则和赔偿范围:基于行政侵权行为发生的损害赔偿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赔偿范围的确定上,设定了明确的最高限额;而基于民事侵权行为发生的损害赔偿则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在赔偿范围方面则实行全额赔偿,不设最高限额。

  (作者单位:北京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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