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横琴开发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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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


司法部部属院校科研管理实施办法
司法部



为加强和改善部属院校科研管理工作，更好地发挥部属院校科学研究在发展法学教育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作用，特制定本办法。
一、总体要求
1．部属院校科研管理工作，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坚持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创造条件，鼓励教师、科研人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开展研究工作，鼓励在科学研究中采
用新方法、总结新经验、探索新问题；坚持鼓励教师、科研人员积极吸收世界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和健康文化，科学地认识、阐述当代世界法律、经济、社会等发展情况和规律；鼓励教师、科研人员结合培养高素质政法人才的需要，结合教学需要和教材建设需要开展研究工作，科学地设计
高等法律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和教材体系，为教学服务，为各级党委、各级人大、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为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2．司法部法学教育司负责对部属院校科研工作的总体规划、组织、实施，进行指导和管理，并对部属院校科研体制改革，科研管理干部队伍建设，科研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手段现代化进行宏观指导。
二、规划与实施
3．组织编制科学研究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是部属院校科研管理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部属院校编制发展规划，应根据国家和所在省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学校的实际，突出重点，发挥优势。
4．部属院校科学研究发展中心长期规划的时间分段，应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同步。根据目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时间分段情况，部属院校科学研究的长期发展规划时限为10－15年，中期发展规划5年。
5．部属院校科学研究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内容一般应包括：
（1）学校科学研究奋斗目标。
（2）学校科学研究重点领域和发展方向。
（3）学校科研队伍和机构建设。
（4）为实现奋斗目标拟采取的措施。
6．编制年度计划是中长期发展规划实施的重要形式。部属院校以学校科学研究中长期发展规划为依据，逐年编制学校科学研究的年度工作计划。
7．部属院校制定的科学研究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均应报司法部备案。
三、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管理
8．部属院校设置科学研究机构的基本原则：
（1）必须是属于国内或所在省市具有优势或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学科或领域。
（2）有学术造诣较深、研究能力强、具有组织管理能力的学术带头人。
（3）有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
（4）有长期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
（5）有连续承担较重大研究任务的条件和能力。
9．部属院校科学研究机构可以下列形式设置：
（1）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
（2）结合教学和学科体系建设而成立的教学科研机构；
（3）与各级政府、政府专业部门、政法机关联合，依托学校，面向社会而成立的研究中心。
部属院校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其他形式的科研机构。提倡成立跨学科、跨单位的综合性研究机构。
10．部属院校科学研究机构的基本任务：
（1）争取各级各类研究项目，特别是国家、省部级重大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
（2）结合培养高层次法律人才和法学教育发展的需要，自主组织课题组承担教学研究项目。
（3）组织开展国内、国际的学术交流。
11．部属院校的研究人员包括专职研究人员、教学及辅助人员。
专职研究人员编制由学校根据本校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科研工作的绩效等，经评估后核定，专职研究人员要求科研工作量饱满，并完成规定的教学工作量。
教学（辅助）人员应认真做好教学工作，积极承担科研任务，从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科研能力。中级以上职称的教学人员的科研工作量，一般应不少于学校核定的总工作量的30％。
12．部属院校应当实行用人制度改革，为鼓励研究人员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创造环境和条件，不断优化科研队伍结构。通过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方案等措施使研究队伍的专业结构、职务结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逐步趋于合理，提高研究队伍的整体
效能，保持研究队伍的基本稳定。
13．部属院校应制定对本校研究机构评估的指标体系。并定期进行评估。
司法部每三年左右对部属院校的研究机构进行一次检查评估。
14．部属院校应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制定对本校研究人员考核的指标体系，客观、公正地考核其科研工作。
部属院校研究人员的科研工作量考核工作，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具体安排可与各院校对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考核时间相同。
四、项目经费管理
15．科研经费是保证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各院校要按本校事业费的拨款情况安排一定数量的科研经费，并争取每年有所增加。科研费由各院校科研处管理使用，此外，部属院校应通过多种渠道争取科研经费。
各院校每年争取的各种科研项目经费由各院校科研管理部门安排使用，财务部门单独建帐，专款专用，努力提高投资效益。允许项目研究人员提取一定的课题劳务酬金。
16．部属院校科学研究项目计划，实行学校、司法部两级管理，以学校管理为主。部属院校科学研究项目计划，每年4月30日前报司法部备案。
17．司法部设立科学研究项目专项经费，用于资助部属院校科学研究。凡申请此类研究项目，经学校初审后，填写《司法部重点科研项目申请书》一式三份，于每年3月15日前报司法部。司法部组织专家对申请资助的项目进行评审，通过者即立项资助。
18．司法部设立“科学研究指导性项目”。此类项目的申请办法和时间与“司法部重点科学研究项目”同。
19．各部属院校应设立科学研究项目经费，用于资助本院校教学、科研人员的科学研究。由各院校科研管理部门受理本校教师（教辅人员）、科研人员的申请和负责项目的审批工作。各类项目经批准，即列入各院校的科研项目计划。
20．部属院校中凡列入计划的科学研究项目，都必须做到研究内容、计划进度、研究人员、措施条件和组织领导“五落实”。学校科研处应该立项单位（部门）的要求，定期检查、报告计划执行情况。列入司法部计划的项目，除项目承担单位每年12月31日前报告一次年度执行情
况外，司法部将进行不定期检查。
21．凡按计划完成的研究项目，应及时向立项单位（部门）报送结题报告、经费决策和相关材料。因故需变更或终止科研项目，调整研究内容，必须上报原审批部门（单位）核准。委托合同项目的变更，应由合同双方协商解决。
22．科学研究项目的经费，一律单项列帐，专款专用。经费支出范围为：
（1）资料收集费，包括邮寄、抄录、打印、复印、翻译、计算机上机费用、购买图书、资料的费用，以及在国内收集资料的差旅费和审稿酬金。
（2）国内调研费。
（3）与项目有关的小型学术讨论会或参加相关的学术会议的费用。
（4）科研成果出版补贴。
（5）材料成本费和小型专用仪器设备费。
（6）成果的评审（鉴定）费用。
23．凡用科研经费购置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必须按学校的有关规定，验收入帐。
五、成果与奖励
24．科学研究成果的形式有：学术专著、编著、译著、教材、教学参考书、学术论文、研究报告、调查咨询报告、资料集、工具书、计算机软件及不宜公开发表的具有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的文字材料。
25．建立科学研究成果评审（鉴定）制度。研究成果的评审（鉴定）可采取以下形式：书稿和论文类成果，可采用通讯、小型会议方式评审（鉴定），评审专家应出具成果评审（鉴定）意见书，评审专家一般须5－7人，其中校外专家不得少于2／3；调查、咨询、研究报告类成果
，可由有关使用、受益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就其学术水平、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作出评估；软件类成果可通过鉴定会的形式鉴定，也可以由使用单位出具有关学术水平、经济社会效益等方面证明的形式认定。
重大科研项目的成果，应由立项单位（部门）直接组织、主持或委托学校组织或主持评审（鉴定）。
26．凡经司法部批准立项的科学研究项目成果，公开出版（发表）时，应注明“司法部部级重点科研项目”或“司法部部级科研项目”字样，并向司法部提供样书（样本）一式两份。
27．部属院校可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科研成果奖励制度，定期对本院（校）的优秀科研成果及优秀科研管理人员予以奖励。
28．司法部设立“司法部优秀科研成果奖”。
（1）本奖面向所有部属院校。
（2）由司法部聘请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
（3）本奖每两年评选一次。
（4）奖励等级分特等和一、二、三等，必要时可设荣誉奖。
（5）对获奖成果的研究者，颁发证书和奖金。
“司法部优秀科研成果奖”的申报办法、要求和时间等，以司法部的有关文件为准。
六、档案管理、科研统计与学术交流
29．部属院校科学研究档案指与科学研究活动直接相关的所有材料，其中主要有：
（1）研究机构档案。
（2）研究项目档案（包括成果）。
（3）研究人员档案。
（4）学术交流档案。
（5）学校科学研究发展规划与年度计划档案。
30．科研档案是部属院校科学研究工作的真实记录，必须准确、完整，必须有专人管理，必须制度化、规范化，并逐步实现计算机管理。
31．部属院校要按照国家教委和司法部的要求，认真细致地做好科研年度统计工作，要严格执行统计法，指定专人认真做好数据的采集汇总和上报等工作。
32．学术交流是院校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属院校应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各校都应实行学术报告会制度，司法部每年组织1－2次部属院校的学术交流活动。
33．学术刊物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形式，部属院校除必须切实办好本校学报外，还应根据学校重点学科、重点领域和学校发展的实际情况，办好其他学术刊物。
34．司法部对部属院校的学术刊物实行定期的检查评估制度，每三年进行一次全面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公开通报。
35．群众学术社团在部属院校学术交流中具有重要作用和地位，各院校都应切实注意发挥本校的和挂靠本校的各种学会、研究会等学术社团的作用，同时也应注意依照国家的有关法规进行严格管理。



1997年3月12日
因拒绝术前签字导致孕妇死亡事件的思考

韩怀忠


11月21日，一件发生在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的孕妇及胎儿死亡事件举国震惊。
当日下午4点左右，一名22岁的孕妇因呼吸道感染生命垂危被其丈夫送进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医院决定将身无分文的孕妇免费收入医院治疗，为挽救孕妇及胎儿生命，医生欲为孕妇行剖宫产，但其34岁的丈夫拒绝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在此期间，医院上至院长、下至医护人员一直守在病人旁，并且破例在病房临时设立了手术室。为了动员患者的丈夫签字，医院不惜向公安机关救助，加上在场的其他患者和记者苦心相劝，但这位患者的丈夫仍不为所动，并承诺为不签字的后果负责。医院向上级卫生行政部门请示后，得到的答复是“患者或家属不签字，不能手术”。在医院进行了所有的努力后，最终只得选择眼睁睁地看着两条生命渐渐远去。
在我国，重大医疗事项签字同意制度由来已久。曾经有医生出于职业的本能，在患者方面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为患者采取了某些更积极的治疗措施，尽管疗效不错，但换来的却是患者日后的投诉，结果医院和医生陷入了医患纠纷之中，正是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才使得今天的医疗机构，在执行知情同意方面，不敢打丝毫的折扣。
本来只要及时剖宫产就有可能保证母子平安的普通的临床急诊演变成一场社会悲剧，令人痛心。我们回过头来再度审视这一事件，不难发现，一个个可能挽救孕妇生命的机会被一一错过。就好像每个人都端着一盆水，但大家惟一可做的只是等着生命之花悄无声息地枯萎。
事件发生后，医护人员痛心，民众震惊，舆论一片哗然。这一事件涉及深层次的社会、法律、伦理、医患关系问题，人们在谴责患者无良的丈夫行为的同时，也引发了“谁该为两条生命负责”的争论。
毫无疑问，按照现行的医疗卫生法律规范，医院和医生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没有过错。正如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所表示的那样，手术不同于一般检查，医疗机构在手术之前征得患方同意并签字是必须严格执行的。患者有自行选择治疗方式的权利，同时，签字手术也是防止医院滥用治疗权利的有效方法，这种做法符合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与此同时，手术之前必须征得患者或其家属同意并签字，并不表示医院是在规避风险和转移责任。签字后，医院在治疗过程中没有按照医疗规范来做，照样要承担责任。
在本起事件中，医院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已履行了告知义务，在其特定关系人仍明确拒绝手术情况下，一边积极说服，一边抢救治疗，做好手术准备，其做法符合现行法律规范的要求。虽然相关法规赋予医院和医生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干预权”，但其行使的前提是“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没有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在此事件中，医院的干预权受到了患者特定关系人的明确阻碍，导致手术无法实施。据北京市卫生局组织妇产科、呼吸内科、心内科等专家进行的评审认定：孕妇就诊时病情已非常严重，医院的特殊干预权受到了患者家属明确阻碍，导致手术无法实施，最终死亡不可避免。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事件发生后，许多人不是去谴责孕妇无良的丈夫，而是对医院的做法提出诸多质疑，指责医生的冷漠和医院的铁石心肠。许多人凭着朴素的感情，对这对母子如此死亡不能理解，他们认为救死扶伤应该是没有条件的，用不着征得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认为医院在违法与救死扶伤两难中选择了循规蹈矩，放任了两条生命消失后果的发生，难以逃脱道德的谴责；更有所谓的专家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不负责任地发表评论，认为抢救存有缺陷，无中生有地指责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中有8人查不到资质。所有这些，令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倍感心寒。
好在本起事件发生过程中有记者在场，有众多的患者和警察作证，有现场拍摄的录像，医院和医生才有幸避免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医德批判；北京市卫生局组织的专家组也对当时的抢救过程进行了评估，认为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医务人员对孕妇施予了包括使用面罩氧疗、无创呼吸机、手动呼吸器、经气管插管进行有创机械通气等呼吸支持的有效救治，采取了他们力所能及的措施，不存在抢救缺陷；北京市、区两级卫生执法机构也很快通过调查为参与抢救的31名医务人员出证，确定他们均具有合法的医护资质。
尽管目前事态已渐平息，但本着客观和依法执业的精神，从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共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角度，有必要对这一事件所涉及的有关问题予以反思。
首先，从尊重法律的层面上看，这实际是个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问题。法律只可能规定程序正义，而不可能规定实体正义，当然程序正义应当向实体正义靠近。病人在术前签写手术同意书是一个法定程序，其目的是明确医患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知情同意从本质上是尊重人对自己生命的处分权，每个人都有权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何其他的人不得侵犯。在法制社会，公民的一切活动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任何人的行为都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在医疗卫生领域，法律规范是保证医生实施救死扶伤人道主义义务和保障公众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当道德和法律发生冲突时，医生的行为最终要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这绝对没有错。这起事件只是一个特例，因为像孕妇的丈夫这种人毕竟是极个别的，他一定会为他的愚蠢和缺乏责任心而后悔，良心的十字架将让他背负终生。如果我们仅凭感情用事，以情感和道德突破法律底线，不仅是对法律的不尊重，也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会发生更多的草菅人命的事情。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医疗法律规范，几名医生一商量就可决定给谁做手术的话，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会出现怎样的结果？会造成多少人间悲剧？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保护了绝大多数患者，社会和人们应多些理性。否则，仅凭感情用事，依法治国，建设法制国家只会是句空话。
其次，从人们的情感与道德的层面上看，在患者的认知存在明显谬误时，出于人们善良的情感考虑，医生似乎可以在患者或家属不签字的情况下，从其所掌握的医学知识的角度，替患者做出进行手术的选择。但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呢？众所周知，医疗风险无处不在，不仅是手术，即使是普通感冒或注射一针抗生素就有可能使貌似身强力壮的人瞬间失去生命。如果医生替危重病人行使了决定手术的权利，最终也没能挽救患者的性命，这时，法律能因为医院或医生从道德的角度为生命担起了责任而给医院或医生一个宽恕的理由吗？法律会因此放过违反法律的医院或医生吗？孕妇家属会因此放过没经过他们同意就施行手术的医院或医生吗？如果法律问责，患者家属维权，谁来保护医院？谁来保护医生？
第三，从目前医院所处的社会环境层面上看，近年来，由于医患关系紧张，一方面病人失去了对于医生的基本信任，另一方面也使得医生在治疗程序上更加谨小慎微，在遵守程序与救死扶伤两难选择之间更倾向于选择前者。通过遵守程序，医院和医生规避了一些麻烦，但过分强调程序也使患者多了一份风险。医生在开展工作时，畏手畏脚，不能大胆地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更不敢冒险开展新的医疗项目,使得医疗技术水平难以提高，更使得一些本有一线生机的危重症患者失去治疗机会，到头来，受危害最大的还是患者。因为，医疗技术水平的发展和提高是规避医疗风险的最佳途径。以前，社会风气好的时候，医生很受尊重，许多乡村医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他们所诊治的病人去世了，出殡的时候，家里人会专门到村医务室给医生鞠躬，感谢他们，尽管病人没有救过来，但他们认为医生是尽力了。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由于医患之间缺乏最基本的信任，患者家属认为医生就该治好病人，治不好都是医生的责任，人死了就闹医院打医生。如何保护病人的生命权、被救助权和手术权，如何让医院救死扶伤而没有后顾之忧，我们应该从制度上有一系列的保障措施。当生命垂危的病人已经不能有效表达对于自己病情的处理意见，而其亲属又不能或者不愿为此承担责任和义务，应该有相应的国家担保制度，还应该建立针对类似本起事件当事人一类的流动人口的医疗救助保障机制，使病人得到最为及时有效的抢救和治疗。
第四，从进一步完善医疗法律规范上看，现行的某些医疗法律规范自身存在的缺陷，自觉不自觉地为医学的发展设置了障碍，应该引起重视。比如，所谓的医疗纠纷举证倒置，看似维护了患者的利益，但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医患矛盾，实际上是在用法律手段逼迫医生在为患者看病的同时又要想方设法证明自己行医过程没有过错，把无处不在的医疗风险的责任全部转嫁到医生身上，结果，医院怕出官司，医生进行保护性医疗，不敢开展高风险的诊疗，其远期后果必定是扼杀医生的探索性和积极性。因为许多危重病例是要靠医生临时的“现场发挥”才能挽救生命的，扼杀医生发挥和积极性，说得严重些，实际上等于变相杀人。此外，我们目前强调医疗透明，强调患者的知情权，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过分的透明和知情，会不会使医疗过程烦琐复杂，人为制造消极医疗和扩大医疗盲区，加剧看病难，并成为急诊急救的绊脚石！会不会使我们的急诊急救到了“宁可相信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的荒唐程度，也值得我们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