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废止《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和电子游戏场所管理的暂行办法》部分条款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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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废止《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和电子游戏场所管理的暂行办法》部分条款的决定
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
第２0号
现公布《关于废止〈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和电子游戏场所管理的暂行办法〉部分条款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德宏州人民政府法制局
二○○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关于废止《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和电子游戏场所管理的暂行办法》部分条款的决定
德宏州人民政府2005年6月20日公布的第4号公告《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和电子游戏场所管理的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2005年8月1日起施行。2006年3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了新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同时废止了我州第4号公告中引用的1999年3月26日发布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为维护法制统一，现决定：
一、废止《办法》中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二、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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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正当性探析
曾钰菁
内容摘要
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目的是国家试图以司法权的名义来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免受不法侵害。在不同的国家、社会背景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也表现出差异性。作为国家权力架构下的我国检察机关行使公益诉权以保障公共利益是否正当，在理论和实务界还存在不小的争议。如何来看待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正当性问题？本文试图从公益诉讼的本源、我国当前的宪政制度以及公益诉讼的实践来推证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正当性。
关键词：公共利益；公益诉讼；检察权；正当性
近些年来，不断发生损害国家和公众利益的侵权案件，例如：环境污染、国有资产流失、破坏公共设施和自然环境等。在这一类案件中，受到侵害的主要是国家公共利益，而理论和实务对这类利益的归属主体尚存在争议，因此，基于传统民事诉讼利益理论和实践，许多学者认为通过司法途径难于对这类侵权案件提起诉讼。为此，有的学者提出公益诉讼、国家干预理论，试图建立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制度来突破这一困境。而有的学者却认为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没有理论和法律依据，对其正当性 提出质疑。本文试图从公益诉讼的历史沿革及其本质进入，在理论和实证两个向度展开分析，对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正当性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一、公益诉讼的历史沿革及其本质含义
（一）公益诉讼的历史沿革
公益诉讼源自于古罗马时期的法律制度。古罗马时期，根据诉讼所保护的利益，裁判官从程序上分为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私益诉讼所保障的是诉讼个人的利益，只能由利益主体自己才可以提起诉讼，传统诉讼当事人理论正是脱胎于此。而公益诉讼则保护公共利益，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其他罗马市民均可以为之。在古罗马法中，公益诉讼制度的设置是古罗马法律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试图以司法权的名义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
现代法制意义上的公益诉讼，始于20世纪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科技进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社会主体的利益关系交错复杂，原先传统的某些民事行为不再单纯影响当事人自己，而且同时影响着社会公共利益，与此相伴的很多纠纷都涉及到大量利害关系者的公共政策问题 。一旦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得有相应的法律救济手段，一方面要阻止不法侵害继续；另一方面使受到的损害得以补偿。公共利益的司法保障机制也顺应得到新的发展。
例如：法国在1806年的民事诉讼法典中就规定了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在涉及国家或公益团体等诉讼案件中以及法律特别规定情况下检察机关得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提起和参加诉讼。在法国，无论是在民事实体法还是程序法中，检察官都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 。在美国，为了防止企业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致使损害消费者利益和经济运行秩序，联邦议会于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授权司法部门、联邦政府、团体或个人可以提起诉讼。《日本民事诉讼法》则规定，对于婚姻、收养、亲子案件，检察官也可以作为当事人提起诉讼，检察官行使其权力在于维护国家的法律命令和社会的利益 。当今世界多数国家为保障公共利益免遭不法侵害构建了一套相应的公益诉讼制度，但在具体的诉讼范围、主体、程式等方面有所差别。如，有的国家规定由司法部为提起诉讼的主体，而有的国家则由检察机关提起。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共利益的代表可以对公益案件提起诉讼是世界上比较通行的做法 。
在我国的司法审判实践中，司法界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对公益诉讼机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已经出现了一些由检察机关或个人、社会团体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其中有些已被法院受理并作出判决，但更多的案件还是以诉讼主体不适格为由被驳回起诉或判决败诉 。我国目前的公益侵权案件主要出现环境污染、国有资产流失、证卷侵权、公共场所收费、土地开发影响社会公益、消费领域等几个方面。目前我国理论和实务领域对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法律规范及其理解仍存在较大争议，有些学者和司法官认为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告起诉要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检察机关与公共利益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且法律也没有规定检察机关享有公益诉权，所以其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遭遇到一定的障碍。
回顾公益诉讼的发展历史，公益诉讼制度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构建并完善的一项司法制度，旨在保障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正常运行。随着私法公法化进程的深入，各国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范围均有扩大化趋势。尽管在诉讼范围的规定等具体的制度设计上有所差别，但也有共通之处，如：公益诉讼的重点是保障公共权益，有别于其他类型的诉讼；检察机关均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介入公益诉讼等。
（二）公益诉讼的本质含义：诉讼信托和国家责任
从前面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公益诉讼的实践就表现为在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时，由一定主体向法院提请诉愿以阻止不法侵害或获得补偿的制度设计。公益诉讼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其本质又是什么？对此问题的追问实质就是在解答：何为公共利益？一定主体基于何种理由提出诉愿？
一些学者和法学家分别提出了自己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林德布罗姆认为，公共利益并非表示一致同意的利益，而只不过是某些人看来对公众有利的事物 。边沁则认为，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的总和就是公共利益，离开个人利益，谈共同体的利益毫无意义 。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的公法与比较法教授约翰•贝尔(John Bell)就认为:“公共利益”凸显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这些价值可以进行归纳——尽管无法穷尽。这些价值是维持和提升共同体所必需的，而不是让一部分人为另一部分人的幸福买单 。而德国学者阿尔弗莱德•弗得罗斯则指出：公共利益既不是单个个人所欲求的利益的总和，也不是人类整体的利益，而是一个社会通过个人的合作而生产出来的事物价值的总和。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公共利益”进行解读，而且都有合理的因素。很显然，何谓“公共利益”在理论上仍难于达成一致的共识。正如台湾学者陈锐雄所认为：“何谓公共利益，因非常抽象，可能言人人殊。”
本文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对“公共利益”进行解读。从考察人类社会、国家的形成和演化历程来看，作为自然存在的人起初是没有“你的”、“我的”观念区分，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以及个体需求的无限性和多样性，导致了个体之间的争斗，为了确保各个体需求的平衡、共同生存与发展，个体之间相互作出妥协，从而人类建立了国家。在霍布斯看来，人是没有办法靠自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因此人根据理性提出约束自己的某些条款，即个体之间达成协议将自己的一切权利交出去给利维坦（国家），并服从国家绝对权利的统治，由国家来保障和实现个体的权利。洛克则认为，人类是为了避免战争维护和平自愿地放弃部分权利交给国家行使，从而产生了社会契约，即大多数人的合意和信托 。他们认为国家是基于个体的自愿授权或者说信托来统治、管理社会共同事务以及共同所有的自然资源等。正如哈耶克指出的，作为国家以及这个国家任何机构的权力之基础是人民之同意 。这种“同意”也就是公共利益的基石。
因此，我们必须从历史的、社会的，乃至国家的范围内来对公共利益进行研判。本文认为公共利益至少应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它是一个人为构建的、观念的东西，是在一定范围的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妥协或共识，它包含有价值判断的因素在里面，这种价值是社会多数成员认可的。因此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公共利益会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与表现形态。
其次，它还是一个现实的东西，这种利益共识需要在制度上加以保障，在规范上体现为现实的、具体的利益形态。这里当然具有法律认可之意。
再次，公共利益是一种国家责任形态，是国家在多数社会成员的同意（信托）下来维护社会成员共同体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需求，唯有国家来代表和维护才具有正当性。
上述表明，公共利益就是国家受多数社会成员的信托而通过法律来维护的共同价值需求。因此，在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作为公共利益的体现者和维护者——国家就负有重要的职责，对侵害行为予以阻止和矫正。正是基于这个正当的理由，由一定的主体（具体的国家机关）来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本质上是由具体的国家机关来实现和承担国家维护和保障公共利益的责任。在理论上，学者称之为“诉讼信托”，就是当社会成员委托国家管理的财产或者说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国家就有义务保护其不受侵害，社会成员将自己的部分诉权也托付给国家，从而形成诉讼信托。国家再将这个诉权分配给检察机关或其他具体的国家机关来行使 。
二、正当性：我国检察机关公益诉权的理论争鸣
由哪个具体的国家机关来提起公益诉讼或者履行诉讼信托职责？公民个人或社会团体是否有权利提起公益诉讼？当前，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在理论和实务界都是有争议的。对我国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正当性问题的争论尤为激烈，众说纷纭。主要的观点概括为否定说和肯定说。
（一）持否定说观点的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不具有正当性。主要的理由大致是：
1、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只是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并没有明确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公益诉讼不属于法律监督性质，因此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没有法律依据。
2、公益诉讼是针对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展开的诉讼，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其结果不仅直接涉及私人利益，还对社会造成广泛、深远的影响。而检察机关显然不能代替或代表受损害的私人或社会成员来提起诉讼。主张应当由受害者或者能够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机关来提出公益诉讼。
3、从我国现实的宪政体制及法律移植的角度来看，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与美、英、法、德等国家的检察机关不同。不能因为这些国家的检察机关有权提起公益诉讼，就必然地可以适应我国检察机关的实际 。
4、公益诉讼本质上是民事诉讼，如果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必然导致由此而提起的公益诉讼的诉讼结构因检察机关所具有的原告与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身份而背离民事诉讼结构的正常规律，呈现出严重失衡的状态。
（二）持肯定说观点的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是有理论和法律依据的，具有正当性
刑事侦查效益与相关概念辨析
刘 欣
“效益”!本是一个经济学术语：人们给它的基本含义是以最少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用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较大的效果。随着社会的发展， “效益”—词逐渐同法律相结合，特别是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使人们开始关注和研究如何提高法律的适用性和经济效益。法律经济学的效益分析法给我们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正如张文显教授指出： “经济分析法学家的效益分析方法，确实提供了理解法律的新框架。”
侦查行为作为社会的特殊活动，有其明确的目的性和目觉性，与人类其它活动一样，也必须有“投入”或“消耗”，并按照特定的价值取向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正因如此，侦查效益已逐渐引起侦查机关和人员及法学家的高度重视。特别是鉴于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刑事案件大量增加而侦查资源有限的现状，侦查效益的研究无疑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刑事侦查效益是指侦查收益除去侦查成本所得的净收益，即侦查收益与侦查成本之差，也即刑事侦查在现实生活作用中合乎刑事侦查目的的有效部分，它突出地体现为侦查的应然价值与侦查的实然价值的重合和差异，用公式表示就是：侦查效益=侦查收益—侦查成本。将效益价值导入刑事侦查领域，从法律角度阐述刑事侦查效益．就是从刑事侦查收益与侦查成本厂的关系出发，以最佳的最小的刑事侦查成本投入，获得最佳的最大的刑事侦查收益。
为准确把握刑事侦查效益的概念，有必要对侦查效益相关的概念及其关系做出分析：
（一)侦查的效益和效率
从成本收益角度讲，侦查效率可以表示为刑事侦查所获得的侦查收益与该侦查行为所花费的成本之间的比率。用公式表示就是：侦查效率=侦查收益／侦查成本，它反映的是侦查投入的成本量与其带来的收益量之间的对比关系(技术性的投入产出关系)。尽管我们说侦查效率和侦查效益在节约侦查成本，增加侦查收益方面是一致的，并且侦查效率的大小会影响侦查效益的高低，侦查效率的提高也会引起侦查效益的提高，但实践中，侦查效益更侧重刑事侦查对社会主体及行为带来的利弊得失，常用来评价具体侦查行为的社会效果的优劣；而侦查效率则侧重于对侦查本身的投入产出进行衡量，并突出地表现为单位侦查成本所产生的收益量，更关注刑事侦查的技术改进。
(二)侦查的效益与效用
“效用”是经济学上的术语，是指商品或劳务满足人的欲望或需要的能力。“效用”一词被导人到刑事侦查领域，在理论研究过程中，突出地体现了功利主义法学思想，强调法律的效用至上。功利主义法学是把功利主义伦理原则运用到法学研究领域中而产生的法学理论，功利思想是他的核心，也是法律的出发点和归宿。边沁是功利主义法学的创始人．他认为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绝大多数人谋求最大量的幸福，并根据“避苦求乐”的功利原则主张更多’地注重法律的社会作用。侦查效用反映侦查行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欲望或需要的能力。它与刑事侦查运作的实际效果中的侦查效益有很大不同，侦查效益属于物质范畴，而侦查效用属主观评价范畴。但在目前理论研究中，侦查效益和侦查效用经常被混同有的学者认为侦查效益中的“投入”是指国家在追查犯罪过程中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而“产出”是指人们在侦查领域感到的满意程度，这里明显混淆了侦查效益和侦查效用的内含。所以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正确的区分。
(三)侦查的效益与侦查的价值
刑事侦查的价值是指刑事侦查程序及其实施对价值主体国家、社会及其一般成员的意义以及人们对其所希望达到并积极追求的一种目标或者理想境界。它源自侦查程序的内在属性和国家、社会及其一般的成员对侦查‘程序的需要。刑事侦查的价值本身是一种多元化的体系，它是侦查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主要包括公平与效率、正义与效益、秩序和自由等内容，它的本质及其意义都内在地表征了效益的目标。正如英国学者斯坦和香德所言： “法律中听存在着的价值，并不仅限于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这三种，许多法律规范首先是以实用性，以获得最大效益为基础的。”
同时，侦查的价值作为统摄侦查的追求目标，是相对确定的，带有很大应然性；而侦查的效益则主要是寻求侦查在其实施过程中取得社会效果，具有十分突出的实然性，并因侦查实施的客观条件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会复杂多变，人的动机、行为及社会发展的某些不可控性，特别是受侦查的主体、侦查的蓉体及在侦查运作过程中诸多因素的影响等，使得侦查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作用较之其总体目的往往发生某种偏离甚至否定，表现为侦查的效益与侦查的价值的不相吻合。
(四)侦查效益与法律效益
侦查效益和法律效益是针对法律活动过程中的对象而言的，侦查效益主要是针对刑事侦查本身，而法律效益是针对法律活动的诸环节，它不仅包括立法，还包括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内容。因此，侦查效益是法律效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侦查效益与法律效益都注重法律活动中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侦查效益和法律效益的实取得是法律效益取得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法律效率的高低不一定与侦查效率成正比例关系，从法律资源的在法律活动不同环节中的合理配置以的取得也在某种程度上仰赖于法律活动中其他环节效率的实现。
（五）侦查效益与侦查效率价值观
侦查效益与侦查效益价值观的，同点在于都承认侦查的社会有效性．并把优化侦查资源配置．以增加效益作为价值目标；但刑事侦查效益是物质范畴．而刑事侦查效益价值观是观念范畴．二者又有所不同。侦查效益价值观为创造和实现侦查效益最大化提供思想意识和理方法的指导．提供正确的价值取向；同时．侦查效益又为侦查效益价值观提供现实基础和实证材料。虽然潜在的侦查效益十分巨大．并且现实生活也十分需要，但由于系统的刑事侦查效益价值观尚未确立．从而使本可以在逻辑和实践中分离出来的侦查效益难以取得。
(六)侦查效益与公平
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在追求侦查效益的同时，也不能忽观公平。效益与公平的矛盾长期困扰着人们，如何正确地对二者关系进行界定和协调，是价值问题的重大难题之一。在理论界，学者众说纷纭；侦查实践中，以往的侦查程序往往是注重打击犯罪的效率和效益，而很少注意侦查程序本身的公正公平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重新进行界定。
我国当前刑事侦查在效益与公平的价值取向上是效益优先，同时兼顾公平，而侦查效益则强调侦查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平就意味着侦查效益，侦查效益也意味着侦查程序中的公平，这是针对同一侦查资源的配置合理有效而言的。侦查中的公平与侦查效益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有时侦查效益的实现必须以公平为基础．如侦查中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如不体现公平就很难得到群众的配合和支持，侦查效益自然下降；侦查过程与结果的公平公正会大大降低重复侦查率，使侦查资源得到最大节约。同时侦查效益高能及时准确地结束侦查程序，送交审查起诉、审判，使当事人得到公平公正对待，此结果也会得到社会的认同。总之，我们应该正视公平和效益在刑事侦查过程中的冲突，恰当地选择、协调刑事侦查价值冲突。
本文对刑事侦查效益相关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作了论述，进一步分析了刑事侦查在侦查效益、效用、价值等方面面临的弊端和困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以期更好地指导刑事侦查实践。
曾钰菁
内容摘要
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目的是国家试图以司法权的名义来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免受不法侵害。在不同的国家、社会背景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也表现出差异性。作为国家权力架构下的我国检察机关行使公益诉权以保障公共利益是否正当，在理论和实务界还存在不小的争议。如何来看待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正当性问题？本文试图从公益诉讼的本源、我国当前的宪政制度以及公益诉讼的实践来推证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正当性。
关键词：公共利益；公益诉讼；检察权；正当性
近些年来，不断发生损害国家和公众利益的侵权案件，例如：环境污染、国有资产流失、破坏公共设施和自然环境等。在这一类案件中，受到侵害的主要是国家公共利益，而理论和实务对这类利益的归属主体尚存在争议，因此，基于传统民事诉讼利益理论和实践，许多学者认为通过司法途径难于对这类侵权案件提起诉讼。为此，有的学者提出公益诉讼、国家干预理论，试图建立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制度来突破这一困境。而有的学者却认为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没有理论和法律依据，对其正当性 提出质疑。本文试图从公益诉讼的历史沿革及其本质进入，在理论和实证两个向度展开分析，对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正当性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一、公益诉讼的历史沿革及其本质含义
（一）公益诉讼的历史沿革
公益诉讼源自于古罗马时期的法律制度。古罗马时期，根据诉讼所保护的利益，裁判官从程序上分为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私益诉讼所保障的是诉讼个人的利益，只能由利益主体自己才可以提起诉讼，传统诉讼当事人理论正是脱胎于此。而公益诉讼则保护公共利益，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其他罗马市民均可以为之。在古罗马法中，公益诉讼制度的设置是古罗马法律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试图以司法权的名义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
现代法制意义上的公益诉讼，始于20世纪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科技进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社会主体的利益关系交错复杂，原先传统的某些民事行为不再单纯影响当事人自己，而且同时影响着社会公共利益，与此相伴的很多纠纷都涉及到大量利害关系者的公共政策问题 。一旦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得有相应的法律救济手段，一方面要阻止不法侵害继续；另一方面使受到的损害得以补偿。公共利益的司法保障机制也顺应得到新的发展。
例如：法国在1806年的民事诉讼法典中就规定了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在涉及国家或公益团体等诉讼案件中以及法律特别规定情况下检察机关得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提起和参加诉讼。在法国，无论是在民事实体法还是程序法中，检察官都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 。在美国，为了防止企业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致使损害消费者利益和经济运行秩序，联邦议会于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授权司法部门、联邦政府、团体或个人可以提起诉讼。《日本民事诉讼法》则规定，对于婚姻、收养、亲子案件，检察官也可以作为当事人提起诉讼，检察官行使其权力在于维护国家的法律命令和社会的利益 。当今世界多数国家为保障公共利益免遭不法侵害构建了一套相应的公益诉讼制度，但在具体的诉讼范围、主体、程式等方面有所差别。如，有的国家规定由司法部为提起诉讼的主体，而有的国家则由检察机关提起。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共利益的代表可以对公益案件提起诉讼是世界上比较通行的做法 。
在我国的司法审判实践中，司法界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对公益诉讼机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已经出现了一些由检察机关或个人、社会团体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其中有些已被法院受理并作出判决，但更多的案件还是以诉讼主体不适格为由被驳回起诉或判决败诉 。我国目前的公益侵权案件主要出现环境污染、国有资产流失、证卷侵权、公共场所收费、土地开发影响社会公益、消费领域等几个方面。目前我国理论和实务领域对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法律规范及其理解仍存在较大争议，有些学者和司法官认为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告起诉要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检察机关与公共利益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且法律也没有规定检察机关享有公益诉权，所以其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遭遇到一定的障碍。
回顾公益诉讼的发展历史，公益诉讼制度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构建并完善的一项司法制度，旨在保障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正常运行。随着私法公法化进程的深入，各国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范围均有扩大化趋势。尽管在诉讼范围的规定等具体的制度设计上有所差别，但也有共通之处，如：公益诉讼的重点是保障公共权益，有别于其他类型的诉讼；检察机关均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介入公益诉讼等。
（二）公益诉讼的本质含义：诉讼信托和国家责任
从前面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公益诉讼的实践就表现为在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时，由一定主体向法院提请诉愿以阻止不法侵害或获得补偿的制度设计。公益诉讼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其本质又是什么？对此问题的追问实质就是在解答：何为公共利益？一定主体基于何种理由提出诉愿？
一些学者和法学家分别提出了自己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林德布罗姆认为，公共利益并非表示一致同意的利益，而只不过是某些人看来对公众有利的事物 。边沁则认为，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的总和就是公共利益，离开个人利益，谈共同体的利益毫无意义 。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的公法与比较法教授约翰•贝尔(John Bell)就认为:“公共利益”凸显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这些价值可以进行归纳——尽管无法穷尽。这些价值是维持和提升共同体所必需的，而不是让一部分人为另一部分人的幸福买单 。而德国学者阿尔弗莱德•弗得罗斯则指出：公共利益既不是单个个人所欲求的利益的总和，也不是人类整体的利益，而是一个社会通过个人的合作而生产出来的事物价值的总和。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公共利益”进行解读，而且都有合理的因素。很显然，何谓“公共利益”在理论上仍难于达成一致的共识。正如台湾学者陈锐雄所认为：“何谓公共利益，因非常抽象，可能言人人殊。”
本文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对“公共利益”进行解读。从考察人类社会、国家的形成和演化历程来看，作为自然存在的人起初是没有“你的”、“我的”观念区分，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以及个体需求的无限性和多样性，导致了个体之间的争斗，为了确保各个体需求的平衡、共同生存与发展，个体之间相互作出妥协，从而人类建立了国家。在霍布斯看来，人是没有办法靠自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因此人根据理性提出约束自己的某些条款，即个体之间达成协议将自己的一切权利交出去给利维坦（国家），并服从国家绝对权利的统治，由国家来保障和实现个体的权利。洛克则认为，人类是为了避免战争维护和平自愿地放弃部分权利交给国家行使，从而产生了社会契约，即大多数人的合意和信托 。他们认为国家是基于个体的自愿授权或者说信托来统治、管理社会共同事务以及共同所有的自然资源等。正如哈耶克指出的，作为国家以及这个国家任何机构的权力之基础是人民之同意 。这种“同意”也就是公共利益的基石。
因此，我们必须从历史的、社会的，乃至国家的范围内来对公共利益进行研判。本文认为公共利益至少应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它是一个人为构建的、观念的东西，是在一定范围的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妥协或共识，它包含有价值判断的因素在里面，这种价值是社会多数成员认可的。因此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公共利益会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与表现形态。
其次，它还是一个现实的东西，这种利益共识需要在制度上加以保障，在规范上体现为现实的、具体的利益形态。这里当然具有法律认可之意。
再次，公共利益是一种国家责任形态，是国家在多数社会成员的同意（信托）下来维护社会成员共同体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需求，唯有国家来代表和维护才具有正当性。
上述表明，公共利益就是国家受多数社会成员的信托而通过法律来维护的共同价值需求。因此，在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作为公共利益的体现者和维护者——国家就负有重要的职责，对侵害行为予以阻止和矫正。正是基于这个正当的理由，由一定的主体（具体的国家机关）来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本质上是由具体的国家机关来实现和承担国家维护和保障公共利益的责任。在理论上，学者称之为“诉讼信托”，就是当社会成员委托国家管理的财产或者说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国家就有义务保护其不受侵害，社会成员将自己的部分诉权也托付给国家，从而形成诉讼信托。国家再将这个诉权分配给检察机关或其他具体的国家机关来行使 。
二、正当性：我国检察机关公益诉权的理论争鸣
由哪个具体的国家机关来提起公益诉讼或者履行诉讼信托职责？公民个人或社会团体是否有权利提起公益诉讼？当前，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在理论和实务界都是有争议的。对我国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正当性问题的争论尤为激烈，众说纷纭。主要的观点概括为否定说和肯定说。
（一）持否定说观点的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不具有正当性。主要的理由大致是：
1、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只是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并没有明确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公益诉讼不属于法律监督性质，因此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没有法律依据。
2、公益诉讼是针对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展开的诉讼，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其结果不仅直接涉及私人利益，还对社会造成广泛、深远的影响。而检察机关显然不能代替或代表受损害的私人或社会成员来提起诉讼。主张应当由受害者或者能够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机关来提出公益诉讼。
3、从我国现实的宪政体制及法律移植的角度来看，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与美、英、法、德等国家的检察机关不同。不能因为这些国家的检察机关有权提起公益诉讼，就必然地可以适应我国检察机关的实际 。
4、公益诉讼本质上是民事诉讼，如果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必然导致由此而提起的公益诉讼的诉讼结构因检察机关所具有的原告与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身份而背离民事诉讼结构的正常规律，呈现出严重失衡的状态。
（二）持肯定说观点的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是有理论和法律依据的，具有正当性
刑事侦查效益与相关概念辨析
刘 欣
“效益”!本是一个经济学术语：人们给它的基本含义是以最少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用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较大的效果。随着社会的发展， “效益”—词逐渐同法律相结合，特别是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使人们开始关注和研究如何提高法律的适用性和经济效益。法律经济学的效益分析法给我们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正如张文显教授指出： “经济分析法学家的效益分析方法，确实提供了理解法律的新框架。”
侦查行为作为社会的特殊活动，有其明确的目的性和目觉性，与人类其它活动一样，也必须有“投入”或“消耗”，并按照特定的价值取向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正因如此，侦查效益已逐渐引起侦查机关和人员及法学家的高度重视。特别是鉴于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刑事案件大量增加而侦查资源有限的现状，侦查效益的研究无疑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刑事侦查效益是指侦查收益除去侦查成本所得的净收益，即侦查收益与侦查成本之差，也即刑事侦查在现实生活作用中合乎刑事侦查目的的有效部分，它突出地体现为侦查的应然价值与侦查的实然价值的重合和差异，用公式表示就是：侦查效益=侦查收益—侦查成本。将效益价值导入刑事侦查领域，从法律角度阐述刑事侦查效益．就是从刑事侦查收益与侦查成本厂的关系出发，以最佳的最小的刑事侦查成本投入，获得最佳的最大的刑事侦查收益。
为准确把握刑事侦查效益的概念，有必要对侦查效益相关的概念及其关系做出分析：
（一)侦查的效益和效率
从成本收益角度讲，侦查效率可以表示为刑事侦查所获得的侦查收益与该侦查行为所花费的成本之间的比率。用公式表示就是：侦查效率=侦查收益／侦查成本，它反映的是侦查投入的成本量与其带来的收益量之间的对比关系(技术性的投入产出关系)。尽管我们说侦查效率和侦查效益在节约侦查成本，增加侦查收益方面是一致的，并且侦查效率的大小会影响侦查效益的高低，侦查效率的提高也会引起侦查效益的提高，但实践中，侦查效益更侧重刑事侦查对社会主体及行为带来的利弊得失，常用来评价具体侦查行为的社会效果的优劣；而侦查效率则侧重于对侦查本身的投入产出进行衡量，并突出地表现为单位侦查成本所产生的收益量，更关注刑事侦查的技术改进。
(二)侦查的效益与效用
“效用”是经济学上的术语，是指商品或劳务满足人的欲望或需要的能力。“效用”一词被导人到刑事侦查领域，在理论研究过程中，突出地体现了功利主义法学思想，强调法律的效用至上。功利主义法学是把功利主义伦理原则运用到法学研究领域中而产生的法学理论，功利思想是他的核心，也是法律的出发点和归宿。边沁是功利主义法学的创始人．他认为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绝大多数人谋求最大量的幸福，并根据“避苦求乐”的功利原则主张更多’地注重法律的社会作用。侦查效用反映侦查行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欲望或需要的能力。它与刑事侦查运作的实际效果中的侦查效益有很大不同，侦查效益属于物质范畴，而侦查效用属主观评价范畴。但在目前理论研究中，侦查效益和侦查效用经常被混同有的学者认为侦查效益中的“投入”是指国家在追查犯罪过程中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而“产出”是指人们在侦查领域感到的满意程度，这里明显混淆了侦查效益和侦查效用的内含。所以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正确的区分。
(三)侦查的效益与侦查的价值
刑事侦查的价值是指刑事侦查程序及其实施对价值主体国家、社会及其一般成员的意义以及人们对其所希望达到并积极追求的一种目标或者理想境界。它源自侦查程序的内在属性和国家、社会及其一般的成员对侦查‘程序的需要。刑事侦查的价值本身是一种多元化的体系，它是侦查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主要包括公平与效率、正义与效益、秩序和自由等内容，它的本质及其意义都内在地表征了效益的目标。正如英国学者斯坦和香德所言： “法律中听存在着的价值，并不仅限于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这三种，许多法律规范首先是以实用性，以获得最大效益为基础的。”
同时，侦查的价值作为统摄侦查的追求目标，是相对确定的，带有很大应然性；而侦查的效益则主要是寻求侦查在其实施过程中取得社会效果，具有十分突出的实然性，并因侦查实施的客观条件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会复杂多变，人的动机、行为及社会发展的某些不可控性，特别是受侦查的主体、侦查的蓉体及在侦查运作过程中诸多因素的影响等，使得侦查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作用较之其总体目的往往发生某种偏离甚至否定，表现为侦查的效益与侦查的价值的不相吻合。
(四)侦查效益与法律效益
侦查效益和法律效益是针对法律活动过程中的对象而言的，侦查效益主要是针对刑事侦查本身，而法律效益是针对法律活动的诸环节，它不仅包括立法，还包括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内容。因此，侦查效益是法律效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侦查效益与法律效益都注重法律活动中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侦查效益和法律效益的实取得是法律效益取得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法律效率的高低不一定与侦查效率成正比例关系，从法律资源的在法律活动不同环节中的合理配置以的取得也在某种程度上仰赖于法律活动中其他环节效率的实现。
（五）侦查效益与侦查效率价值观
侦查效益与侦查效益价值观的，同点在于都承认侦查的社会有效性．并把优化侦查资源配置．以增加效益作为价值目标；但刑事侦查效益是物质范畴．而刑事侦查效益价值观是观念范畴．二者又有所不同。侦查效益价值观为创造和实现侦查效益最大化提供思想意识和理方法的指导．提供正确的价值取向；同时．侦查效益又为侦查效益价值观提供现实基础和实证材料。虽然潜在的侦查效益十分巨大．并且现实生活也十分需要，但由于系统的刑事侦查效益价值观尚未确立．从而使本可以在逻辑和实践中分离出来的侦查效益难以取得。
(六)侦查效益与公平
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在追求侦查效益的同时，也不能忽观公平。效益与公平的矛盾长期困扰着人们，如何正确地对二者关系进行界定和协调，是价值问题的重大难题之一。在理论界，学者众说纷纭；侦查实践中，以往的侦查程序往往是注重打击犯罪的效率和效益，而很少注意侦查程序本身的公正公平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重新进行界定。
我国当前刑事侦查在效益与公平的价值取向上是效益优先，同时兼顾公平，而侦查效益则强调侦查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平就意味着侦查效益，侦查效益也意味着侦查程序中的公平，这是针对同一侦查资源的配置合理有效而言的。侦查中的公平与侦查效益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有时侦查效益的实现必须以公平为基础．如侦查中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如不体现公平就很难得到群众的配合和支持，侦查效益自然下降；侦查过程与结果的公平公正会大大降低重复侦查率，使侦查资源得到最大节约。同时侦查效益高能及时准确地结束侦查程序，送交审查起诉、审判，使当事人得到公平公正对待，此结果也会得到社会的认同。总之，我们应该正视公平和效益在刑事侦查过程中的冲突，恰当地选择、协调刑事侦查价值冲突。
本文对刑事侦查效益相关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作了论述，进一步分析了刑事侦查在侦查效益、效用、价值等方面面临的弊端和困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以期更好地指导刑事侦查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