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物警察权的扩张与家主权的萎缩/刘建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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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人大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的决定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1997年8月15日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根据省人民政府的提议，决定对《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二十二条修改为：“运输、携带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出省的，须持有省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出省运输证明。
动物园之间因繁殖、展览需要运输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可以由省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授权同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出省运输证明。”
二、第二十七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未取得特许猎捕证或者未按特许猎捕证规定，猎捕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有特许猎捕证的，吊销特许猎捕证，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有猎获物的，处以相当于猎获物价值3倍至5倍罚款；
（二）没有猎获物的，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三、第二十八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未取得狩猎证或者未按狩猎证规定，猎捕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没收猎获物和违法所得，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有猎获物的，处以相当于猎获物价值3倍以下罚款；
（二）没有猎获物的，处以50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情节严重的，没收猎捕工具，有狩猎证的，吊销狩猎证。”
四、第二十九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止使用的工具、方法，猎捕省级重点和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有猎获物的，处以相当于猎获物价值5倍至8倍罚款；
（二）没有猎获物的，处以2000元以下罚款。”
五、第三十一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规定，非法运输、携带、收购、销售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相当于实物价值10倍以下罚款。”
六、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合并，作为第三十四条，修改为：“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发生在集贸市场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予以配合；发生在集贸市场外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查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配合。但对
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的实物和猎捕工具一律交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条款顺序按本决定修改后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8月15日
　　修改后刑诉法第46条规定:“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实践中，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与辩护律师的作用并无太多差异，但修改后刑诉法对其是否适用保密权及相关规定没有明确。笔者认为，明确非律师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应当适用保密权的相关规定，在实践中有其必要性。

一、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身份与职责。

辩护律师、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三者的身份和职责虽然有一定的差别，但在具体适用保密权规定方面具有一致性。修改后刑诉法第32条规定:“……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一)律师;(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修改后刑诉法第45条对诉讼代理人的范围作了“委托诉讼代理人，参照本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执行”的规定。在这三类人中，除律师和人民团体推荐的以外，均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极大的关系，他们作为普通公民时，就有更多作证、举报的可能，而同时又作为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却没有辩护律师所享有的“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之权利。

可以看出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既是普通公民，但他们又不同于普通公民，在履行委托义务时，与律师身份的辩护人有相似的职责。

二、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与辩护律师在进入刑事诉讼活动时间上的不同，不能影响对犯罪信息的获取。

修改后刑诉法第33条明确规定，辩护律师进入时间是“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修改后刑诉法第35条至第41条对辩护律师与其他辩护人的权限、作用作了规定。修改后刑诉法第44条对诉讼代理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进入时间作了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自诉案件……有权随时委托诉讼代理人。”犯罪嫌疑人是在侦查阶段的称谓，而被告人是审判阶段的称谓。从三者的进入时间和权限看，辩护律师进入时间较早，权限更大。这是否意味着只有在侦查阶段，委托人或者其他人才有可能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笔者认为，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容易或者不容易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区别，重点在于是否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他人在没有被羁押时，实施其他犯罪的可能性较大;在被羁押后，实施其他犯罪的可能性较小。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犯罪嫌疑人虽然被羁押，但其同伙仍然有实施重大犯罪的可能。应当说，在公诉案件的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或者是自诉案件的起诉、审判阶段，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仍可以获取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信息。

三、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履行委托义务时，应当享有保密权利，履行告知义务。

无论是律师还是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作为普通公民的一员，均负有举报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的义务。同时也得出一个结论:辩护律师与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及其在进入刑事诉讼活动的时间上的区别，不是影响其知晓委托人或者其他人是否容易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直接因素。相反，可以证明“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应当同样适用于非律师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

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是普通公民，又不同于普通公民。他们在履行委托义务过程中，仍然会遇到刑诉法修改前律师面对的那种尴尬。各国律师保密特权规则的适用主体涵盖面较广，不仅承办案件律师、助理人员、实习人员等凡因执业而了解秘密的人员也负有保密的义务。既然要求“了解秘密的人员”都要保密，就必须有他们履行保密义务的权利规定，才能保障他们的辩护、代理职权的正确、及时、公平地行使。综上，修改后刑诉法对于辩护律师“有权予以保密”的权利规定，以及“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的义务性规定，也应当适用于非律师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当然，这还需要在贯彻修改后刑诉法的司法解释等规定中进一步明确。

(作者为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